评论员文章

1

妻子最近工作压力大。白天心烦气躁，动不动与我置气，怪我饭菜做得不合胃口，碗碟刷得不干净，总把剩菜剩饭倒进水池，造成管道堵塞，水流下不去。夜间失眠，时值冬季，她两个巴掌在暗黑的卧室里撞得啪啪响，说是有蚊子，在脑袋旁边嗡嗡叫，比电钻都刺耳。怎么也拍不到，她气得把被子蹬掉，大有一副“来吧，喝个痛快吧”的架势。

我倒是没听到蚊子叫，但似乎比蚊子好对付，身上的被子同样被她蹬掉。冻醒后，也不敢吭声，尝试把被子往身上拉一拉，黑暗中，感到有股力量正与我撕扯。她脚把被子踩得死死的，显然也不想让我睡好。

趁着窗外的微弱光亮，我坐起来，把被子拉到她身上，直到脖颈，两边掖好。她刚要蹬掉，我说，你盖严实，我不盖，蚊子拿你没办法，自然就会来找我。她喘着粗气，呼吸逐渐弱下来。我侧身躺着，环抱双臂，身体假装颤抖，床也跟着颤。没过一分钟，温暖的被子就落在了我身上，总算得以踏实睡去。

与母亲通电话，谈到妻子最近的情形。母亲说，她工作压力大，你多体谅她，别惹她生气。我连连说是。父亲从母亲手中抢过电话，说，过两天我给你寄个东西，老同学种的，你熬了给她喝，可以缓解烦躁，安神静气。他没说是什么，匆匆挂断电话。我心想，他不至于买什么补品，大概是中药之类的东西。三天后，我收到一个包裹，拆开，是一小包藏红花。我笑了笑，明白父亲为何不说是什么东西了。

厨房里烟雾缭绕，泥黄色砂锅里，滚滚开水，枸杞、银耳、红枣漂在水面。我捏十根藏红花，撒进去，它们在水中旋转，荡漾，直至被吞噬。一股股烟往上窜，热气烘得眼睛疼，泪水险些流出，我盖上锅盖。

妻子站在旁边，我问她，你知道藏红花生长在哪吗？她脱口而出，西藏。我说，这是误解，西藏并不产藏红花，但我们家种过。她不屑地说，你们阜阳能长这个？那你家应该很有钱才对。我说，正是因为没钱，才要种，那是关于父亲的一段失败经历。

2

父亲从上海赶回家是凌晨五点，他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提着个硕大的蓝色尼龙袋。正值十二月，窗外仍然漆黑一片，昏暗的梨形灯泡下，完全看不清他的脸。尼龙袋从他手中脱落后，那身影一步步向床边靠近，一股冷飕飕的空气也跟着卷过来。

他粗糙的圆形脸逐渐从灯光里浮现，带着憨憨的笑容，脸面胡子长到耳根，眼睛眯成一条缝。身体越过睡在外面的母亲，他把冰块般粗大厚实的双手贴在我脸上，拇指在我腮边蹭来蹭去，捏了又捏，好像在猪肉摊挑选一块好肉。儿子，一年不见，咋又瘦了啊。为了躲避他那冰凉的手，我连忙把头缩进被窝里。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大白兔糖，糖纸的声音吸引我钻出来，我太熟悉这种糖纸的声音了。等我钻出来，看到那颗糖在灯光下摇晃，他的脸遁入阴影里。

12岁的我，对大白兔糖的喜爱比父亲多，我一年吃大白兔糖的次数至少有三回，比见父亲的次数多。

我不顾被窝外面刺骨的冷空气，从被窝里跳出来，父亲以为我会给他一个拥抱，于是伸展开和床等长的双臂，挺起硬实的胸膛。他扭头跟旁边的母亲说，你看什么叫血脉相连，儿子果然还是跟他爸亲。可我只是把糖夺走，又迅速钻进被窝。由于刚跳出来的那一刹那，我不小心放了个屁，于是他能抱住的只有一阵从被窝带出来的暖风，和一股冷飕飕的屁。他两臂耷拉下去，皱了皱鼻头，失望地叹了口气，嘴里吐出的白烟萦绕在灯泡四周。随后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直坐到能看到窗外深蓝色的天光，才起身去奶奶家。

他这次回来是因为奶奶。距离奶奶查出肝癌已经过去两个多月，父亲是奶奶唯一的儿子，检查结果一出来，她就打电话通知在上海打工的父亲。你爹他们想瞒我，怎么瞒得住呢，自个的身体自个知道，你娘得的是癌症，快活不长了，儿啊，快回来吧。可父亲怎么都不相信奶奶话，不肯回来，因为他始终记得，八年前奶奶曾用同样的伎俩骗过他。

那还是个村里没通电话的年代，父亲刚从村里前往上海打工，想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地。不到三个月，奶奶到镇里给他发了封电报：“母病危速回”。没有标点符号，一个字三分钱，五个字一毛五分钱，奶奶花一毛五分钱就把父亲骗了回来。父亲一进村就开始哭喊，眼泪哗啦啦地流，从村东头一直哭到村西头。村里人不知道到他家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好奇心让他们放下手里的活，集结成群，一路跟着他。

队伍逐渐壮大，热议四起，有人说他老婆跟人跑了，有人说他妈死了，有人说他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孩子不是亲生的，甚至有些不明所以的人也跟着哭起来。一大帮人踏着烟尘，走到村西头一个住着多户人家的大宅子里，这时奶奶正挎着两大竹筐地瓜，慢悠悠从地里走回来。父亲哭着迎上去，接过竹筐说，娘，你都快死的人了，怎么还在干活，是儿子不孝。奶奶擦了擦头上的汗，噗呲一笑，说，别咒你娘，我好着呢，就想让你回来收庄稼，大城市除了人多有啥好的，当农民就要好好种地。

愤怒的父亲连家都没回，又哭着从村西头走回村东头。人群不再是从后面跟着他，而是把他团团包围，有人嘲笑他太傻，还没过年就被自己娘骗回了家，有人后悔白跑了一趟，指责他耽误他们干活，有人始终没弄明白咋回事，干脆继续和他一起哭。离开村子，父亲又坐上去往上海的火车，过年都没回来。

狼来了，狼来了，这次真的来了。母亲和姑姑接连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总算信以为真，立即买火车票赶回来。

奶奶和爷爷住在我家后面，不到二十米的距离。天亮后，母亲带我过去，父亲正跪在奶奶的病床前，握着她那像秋天梧桐树叶一样黄的手，两位姑姑站在旁边抹眼泪。他哽咽着说，妈，这次你又在骗我呢吧。奶奶苦笑着说，我也想再骗你一次，可这次不走时运，老天爷来真的了。父亲说，妈你放心，当年你砸锅卖铁把我养大，现在我砸锅卖铁也要救你的命。奶奶把手抽回去，瘦弱的胳膊在空中像枯枝般挥了挥。她说，不要紧，总有一天，人都是要到地里的，活着的时候把地种好，死后埋在地里才能心安。

父亲不是不想种地，而是种地已经养不活一大家人。何况奶奶治病的医药费很贵，每个月都要去医院两三次，做完检查，还要拿上百块钱的药。年刚过完，父亲在上海挣的钱就全部花完了，家里青黄不接。于是他开始想各种办法挣钱。

九十年代末，村里还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赶集十分不方便。父亲仿佛看到了商机，他在上海开过摩的载客，于是借钱买了辆二手摩的，载村里人去镇上赶集。我们村距离镇上有五公里，他载一个人收五毛钱，最多载两个人，也就是一趟最多赚一块钱。干了半个月，那天他花四块钱买一瓶白酒，花十块钱在集上割了一斤肉，兴致勃勃地赶回家。我在院子里听到这天的摩托车声与往日不同，油门声时大时小，有种欢快的节奏。

我和姐姐高兴地跑出去，从他手里接过东西，他掏出四颗大白兔糖，分给了我们。我剥开一颗糖塞进嘴里，另一颗在手心里攥着，又不敢攥太紧，怕化了。我问，爸，今天拉了几个人，赚很多钱吧。他蹲下来，两手捏着我两边的脸说，赚很多钱，以后天天有肉吃，把你的脸吃得肥嘟嘟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执迷于我的脸。走进堂屋，他从抽屉里拿出本子和笔，趴在桌子上开始算账。那张脸逐渐失去笑容，绷紧，颧骨凸显，眉头也皱了起来。

当母亲把炒好的一盘青椒肉丝端到桌上时，他撂下笔，看着我说，赶紧吃吧，这顿肉可能是最后一顿肉了。我说，这不是最后一顿肉，是你回来后买的第一顿肉。我看到本子底部写着：亏182元整，意识到这果然是最后一顿肉。整顿饭他都没怎么吃，一直青着个脸，仰头把整瓶酒往肚子里灌，像老牛饮水一样。但他连一块肉也没敢夹，我和姐姐狼吞虎咽地吃，生怕他一气之下把肉端到集上退了。

父亲一向认为自己比村里很多人都聪明，脑瓜子好使，能看清形势，也懂得变通。他初中文化水平，在村里算有些知识的人，当初村里第一个提出去上海打工的人就是他。母亲跟我说，那年开春，他叫来五个年轻大劳力在我们家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两点，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嗑瓜子，搞得屋里乌烟瘴气。母亲基本听不懂他们聊的什么，散会的时候父亲说了一段话：“兄弟们，时代变了，种地已经不够吃，跟我去上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五个人都不明白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只是齐声喊着，有种……有种……有种。当天王涛喊得最大声，后来证明，他也是几个人里混得最好的一个。关于他们在上海的经历，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不做赘述。

第二天，父亲把价格调到一块钱，根本没人愿意坐，很多人宁愿骑自行车或者走路，也不愿花一块钱坐他的摩托。一天下来都没拉十块钱。父亲赚多少钱，在王涛他爹——王大爷心里有一本清帐。王大爷一直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每天在村头转悠，数着父亲每趟拉几个人，每天拉几趟。生怕超过他儿子似的。

实际上王涛早已在上海当了老板，手上有几辆半挂车，雇几名司机帮他开。他每天的工作很单纯，胳膊下面夹着个黑色皮包，在停车场转来转去，到了傍晚和司机们算算账。不仅王涛，另外几个人也陆续把父亲甩在了身后。时运这种东西很难说，就像黄浦江里升起的一层浪，最初每朵浪花都在一条线上，同时奔向一个地方，可中间总会有一些浪花提前掉队。

父亲不过是其中之一，破碎在那奔流不息又浑浊不清的江水里。

可在王大爷眼中，父亲依然是王涛最有力的对手，他一直提防父亲这朵浪花会重新升起。我和他孙子，也就是王涛的儿子王亮一起玩时，常听到他对父亲评头论足一番，露出一种高高在上又警惕不安的眼神。他有时也会打量我，眯着眼睛，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时他把我拽到身边，一股浓重的烟叶味立马扑过来，他用一只粗糙的大手在我脑袋上摁来摁去，摁的我天灵盖生疼。然后意味深长地跟他老伴说，这半拉橛子（指小男孩）有些慧根，将来会比他爹强。有时他又抓着我的手，给我看手纹，皱着眉头，嘴里念叨着，事业线……生命线……我嫌他身上的烟叶味难闻，后来就躲他远远的。

这天父亲垂头丧气地回来，摩托车像只得了瘟疫的鸭子，缓缓开进宅子里。王大爷站在大坝上，嘴里叼着烟袋锅，斜着眼和父亲说，小吴啊，你要想挣钱就该去上海，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会花钱坐你摩托吗？父亲说，这不是走不开吗，我娘还等着我挣钱治病。王大爷说，你娘一时半会死不了，照你这样开摩托，等你娘埋地里也挣不到钱。父亲说，王叔有什么高招吗？王大爷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村头李队长家的院子里每天都有人推牌九，在村里想挣快钱，除了推牌九没别的法子。父亲没回答他，摩托车熄了火也没再发动，一路把它推进院子。

接下来的几天，父亲仍然继续开摩托车载客，也仍然赚不到钱。这迫使他真走进了李队长家的院子，跟人推起了牌九。村里有个说法叫穷人麻将，富人牌九，意思是穷人只能打麻将，富人才去推牌九。因为牌九的赌性很大，一旦上瘾，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而且牌九拼的是胆魄，有钱就有胆魄，自然能够赢钱。穷人推牌九，畏手畏脚，必输无疑。

那阵子父亲每天往村头李队长家跑，起初是骑摩托车去，摩托车输了，改骑自行车，很快自行车也输了，只能走路去。他承诺砸锅卖铁也要为奶奶治病，后来就差没把锅输了。

最后一次从李队长家回来，他拉着我走在黑暗的乡村道路上。已是晚上九点，天气还很寒冷，四周宁静极了，路边田野散发着地瓜腐烂的气息。我说，爸，我们家还有台拖拉机，明天卖了，再去李队长家翻本。他叹口气说，拖拉机是应该卖，不然你奶的药就断了，但以后再不去李队长家。我问，为什么？他说，总算明白，我半辈子运气都不好，还在牌桌上跟人拼运气，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我说，我运气很好，跟王亮斗扑克，他总输，我们赌纸的，他都快把一本语文书撕完了，牌九我也能看懂，明天我帮你推，一定能赢回来。

我感觉父亲的手突然松开我，像是栓在树上的秋千绳子断了，心里猛然一凉。他矗立在我前方，巨大的阴影将我笼罩。黑暗里，远处飘荡着的狗吠声将夜晚衬托的宁静而凄冷，近处是他急促的呼吸声。过了许久，他的呼吸逐渐恢复正常，蹲下来用手摸摸我的脸，在一片漆黑中递给我一个大白兔糖。然后他再次拉着我往前走，从此开始抓我的学习。

3

父亲收到藏红花种子是在三月的一天中午，温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樱桃花开得正艳，蜜蜂在花骨朵之间翩翩起舞。他手里把玩着一部赠送的小灵通手机，几袋像蒜头一样的藏红花种子排在墙边，几经挫败，它们成为父亲试图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命自然是奶奶的命。

当时我家有台熊猫彩电，是父亲打工这些年挣得的唯一家用电器，他是在经济与生活频道看到的藏红花广告。广告词里说：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纯天然名贵药材，被释迦牟尼和格萨尔王命名为藏红花，从历史到现在西藏人从不去医院，生病就喝藏红花。种藏红花，一亩地可获利十万元，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购买藏红花种球，将能获得精美小灵通手机一部。

这个广告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父亲把它捡起来，揣进怀里，既惊喜万分，又忐忑不安。他问遍村里所有人，平时看不看经济生活频道，有没有看到过藏红花的广告，知不知道藏红花是什么。确认没人知道这个秘密后，他如释重负，立即问两个姑父借一千块钱，购买了足足两亩地的种球。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承诺，一年内连本带利一起还完。

那种球长得太像大蒜了，上初中的姐姐放学回来，看到墙边的一排排种球说，怎么买这么多大蒜头。父亲说，别瞎说，这是你以后的学费。姐姐说，大蒜涨价了吗，能卖这么多钱。父亲瞥了她一眼，便不再说话，把小灵通完好地装进包装盒里，然后用一大块吸塑薄膜把种球盖上。

至今我依然记得当天晚上父亲的那股兴奋劲，即使大门插了两道，夜里他还是去到院子里好几趟，检查藏红花种球是否安在。他没有睡衣，穿着短裤头，光着膀子就跳下了床，一身白肉迅速消失在灯影里。回来后，他一手拎着一个种球，举在脸前，激动地说，我有预感，这次我的运气真来了，我们家要发大财。妈妈被他的情绪感染，热泪盈眶地说，这么多年，总算要熬出头了。

我和姐姐被那种莫名的气氛搞得睡意全无，沉浸在喜悦中。姐姐说，我要买十条颜色不同的喇叭裤，十双不同款式的耐克鞋。我说，我啥都不要，就想吃糖，还有香蕉，给我买一汽车糖和一汽车香蕉。父亲说，都买，他看了看左手说，这个种球够买十条喇叭裤和十双运动鞋，又看了看右手说，这个种球够买一汽车糖和一汽车香蕉。最后说，一亩地的种球就能救你们奶奶的命。

与种球一同寄来的还有说明书。说明书上写着，种球需在4月至5月播种，宜早不宜迟，9月至10月开花。球茎按大、中、小三级分档种植，以利管理。株距5-10厘米，下种时在畦内横开下种沟，轻压入沟内，盖土后，浇水。次日再覆土1-2厘米，以防干裂板结。多施肥，注意除草，杀虫。

四月底，父亲用架子车把种球一趟趟拉到地里，王大爷站在坝子口，问他车里拉的是什么东西。父亲也不回答他，绳子背在肩上，身体前倾，像只雄鸡一样昂头前行。王大爷只能干着急，一路跟他来到地里，更加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我家这两亩地是连在一起的，旁边是其他人的地，正开着金灿灿的油菜花。父亲气势威猛，撸起袖子，用拖拉机把地犁了一遍又一遍，黄色土壤像浪花一般从犁下翻起，形成一道道鳞次栉比的田垄。

因为担心损坏种球，他从不让我和姐姐踏入地里半步，所有事都是他和妈妈亲力亲为。他们蹲坐在地里，小心翼翼地刨坑，浇水，掩埋，再浇水，身体一点点向前挪动。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才把所有种球均匀地栽种到田垄上。

最后一天，他们各挎着一个装满化肥的竹筐，挥舞着胳膊，逆向而行，每走一步就撒一把化肥。那两条挥舞的胳膊像机器手臂一样，有规律地蜷缩进筐，然后在筐外伸展，化肥在土壤上铺了一层又一层。他们在地中间打照面时，会相互点点头，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甜蜜笑容。为了防止水分蒸发过快，父亲又购买一批薄膜，将田垄蒙上。于是，两亩地全被白花花的薄膜覆盖，在两边的油菜花中间显得尤为怪异。

那段时间父亲每天都去地里浇水，施肥，看上去毫不疲惫。他好像浑身散发出无可抵挡的能量，辐射到我身上，也推着我往前走。

每天放学，王亮还像以往一样找我斗扑克，我把大门插上，躲在院子里不见他，假装看书。这天他把我家门敲得砰砰响，我隔着门说，你滚吧，我不想再赢你的纸了，你的书都输完了。他说，我还有数学书、自然书、社会书。我没搭理他，没过一会，他的脑袋竟然从墙头上露了出来，脸脏兮兮的，鼻涕几乎流到嘴里，手里挥舞着数学书。我昂着头跟他说，你快走吧，我要好好学习，考上镇里的初中，我爸会奖励我一汽车大白兔糖和一汽车香蕉。他说，你个没出息的蠢蛋，不就是大白兔糖吗，我现在兜里就有，我爸让人从上海带回来的，不信掏给你看。当他一只手举着书，一只手举着一把糖时，人就掉了下去，墙外传来哎呦一声。

父亲每天傍晚从地里回来，都能看到我在看书。其实我是假装看书，看书是为了给他看，假装看书是因为根本看不懂，上五年级了，我连通分和约分都不会。至于为什么假装给他看，我也说不清楚，看到他每天那么辛勤地干活，总觉得我也要干点什么事。每到睡觉前，他都会辅导我一两道数学题，我也根本听不懂，只是嗯嗯的点头。奇妙的是，没过多久我突然对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绩突飞猛进。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时父亲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

奶奶的病情迅速恶化，已经瘦成皮包骨头，为了给她治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父亲安慰奶奶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别管花多少钱，等地里长出藏红花一切就都解决了，到时带你去上海的大医院治疗，剩下的钱还能盖三层大楼房，娘，你想住几层？奶奶躺在床上说，我就住一层，我的双脚离不开地。爸说，好，一层都给你住，地面铺上瓷砖，进门要脱鞋；院子里装上水龙头，从此告别压水井；把茅厕搬进屋里，上海那边管这叫卫生间。

奶奶说，不管啥卫生间还是卫生院，都听你的，只要你老实在家把地种好。刚要转过脸去，她突然又问，藏红花到底是个啥东西？我能活着看到它开花吗？临死前我还能不能享到你的福？

父亲愣住了，把脸埋在奶奶的被子上，身体剧烈抽动了几下。屋里的气氛瞬间悲伤起来。所有人都知道，即使太阳打西边出来，奶奶的命也活不过今年。

藏红花的种球种在地里不到一个月，开始发芽，父亲脸上露出笑容。但也没高兴多久。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了，明明种下去两亩地的种球，却只有一亩地发了芽，大片大片的田垄上毫无生命冒出的迹象。

五月，天气已经热起来，父亲戴着草帽，拿着锄头，奔波在地里，时而锄锄草，时而松松土。他有些不安，脸上不再挂着笑容，常蹲坐在没有芽苗长出的田垄处发呆，像一只土狗等待主人赏一块骨头。两天后，他终于没忍住，刨出一个毫无动静的种球，剥开一看，竟然真的是大蒜头。

当父亲发现所有那些没发芽的种球都是大蒜头时，他扑通跪在田垄上，欲哭无泪。很长一段时间，大蒜成了我家饭桌上的主菜，母亲用尽一切烹饪方法，蒸、炸、烹、炒、腌，恨不得一次性把它们全部消灭，最好把父亲也放进锅里当成大蒜炒了。他们为此大吵一架，被骗的父亲觉得面子挂不住，极力想挽回颜面。

他跟母亲说，这不能叫上当受骗，至少还有一亩地的种球发了芽，那也值十万块钱啊，而且人家还送了一部小灵通手机。他从电视柜下面拿出那部手机，摁了好一会，怎么也不亮。直到那整块键盘像纸片一样脱落，他才哑口无言。事实证明这手机也是假的，分明是个塑料玩具。他气得把它摔在地上，头一次次往土墙上撞，虽然不会太疼，却震得屋顶上的泥土如下雪般掉落。

母亲只好说，被骗就被骗吧，别因为这事又把房子拆了，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当初我就不该信你的邪。父亲也不言语什么，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拿着铁锨，把地上掉落的泥土扫进铁锨里。

此后父亲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是个蠢蛋，把希望全寄托在那些发芽的种球上。他每天悉心照料藏红花芽苗，几乎寸步不离，不厌其烦地松土，浇水，施肥。后来他干脆在地头搭了个棚子，累了就在棚子里休息，有时晚上都不回家睡觉。中午放学回去的路上，能看到他挑着扁担从河里爬上来，胳膊上青筋暴露，身子半弯曲，两只水桶在扁担下方起起伏伏。

藏红花的生长环境不仅要阳光充足，土壤潮湿，还需要大量的化肥供给营养。父亲很快就没钱买化肥了，于是去挖茅坑里的大粪，自家的茅坑挖完了，就挖邻居家的，邻居家的挖完了，再去邻居的邻居家挖。他挑大粪用的工具和挑水用的工具完全一样，两个木桶，一根扁担，不同的是造型和姿势。

挑大粪时，他两个鼻孔里塞着两团棉花，身子同样半弯曲，头却一直向上昂着，好像在呼吸上方的新鲜空气。如果太阳正好在头顶，他就会与太阳对视，盯久了必然要打喷嚏。打喷嚏是一瞬间的事，跌跌撞撞，他勉强把两桶大粪安稳放好，一声震响后，只见两团棉花从鼻孔里飞出来。这时候他会用手随便抹抹鼻涕，再从兜里掏出两团棉花，塞进鼻孔，挑上大粪继续往前走。

最后全村的茅坑几乎被他挖了个遍，全村的大粪都铺在了我家那块地里。放学路过的时候，同学们都捂着鼻子跑过去，有时候他们会嘲笑我一番。马超说，吴小寸，你爹是不是疯了，种大蒜要上那么多大粪。我说，你爹才疯了，我爸种的是藏红花，跟你讲你也不懂。马超哈哈大笑，说，只有你爹觉得他种的是藏红花，我爹说你爹这两亩地，一亩种的是公大蒜，一亩种的是母大蒜，公大蒜不发芽，母大蒜能发芽可还是大蒜啊。

我没再理他，不是因为我不想为父亲辩护，而是因为我不屑和笨蛋说话，我的成绩远远在他之上。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已经从倒数上升到班级前三。数学老师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以前他总让我到黑板前解答题目，解答不出来就给我一棍子。自从我考了一次98分，他再也没让我上去过，那些题对我来说都太过简单。有一次考完试，他把我留在学校，让我和他一起批改全班同学的试卷，中午还请我吃一顿香辣方便面。这种待遇，马超永远也享受不到。

我和父亲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长这么大，好像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存在。安全，踏实，心无旁骛。父亲成天在地里不回来，遇到不懂的数学题，我就从家跑到地里问他。他会耐心地告诉我一些解题方法，非常实用。

有时夜里我也不回家睡，跟他睡在棚子里。夏季夜间田野里处处都是虫蛙的叫声，像一首协奏曲，天上繁星簇拥，一颗颗如珍珠一般透彻明亮。那天晚上父亲突然叹口气，问我，小寸，你觉不觉得你爹很蠢。我说，不觉得，你会做数学题，会做数学题的人都不蠢。他说，如果地里长不出藏红花，我就不能给你买一汽车大白兔糖和一汽车香蕉了。我说，没关系，我不想吃大白兔糖了，也不想吃香蕉，解答出数学题的感觉比它们都要甜。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他跟我说了很多他在上海打工的经历。在工地干活，因为没给工头点烟，被开掉，工头是位老乡，隔壁村的，不是什么善茬，手段多的很。开黑摩的被抓，扣押摩托车，损失几千块，人关上几天，十多个人挤在一间小黑屋，厕所就在门后，蹲式的，一个人拉屎时，其他人捏着鼻子观看。在松江郊区种菜，他种得最好，长势最旺，一夜之间被偷得所剩无几。因为没办暂住证，夜里一帮穿制服的人闯进屋里，先用警棍揍他一顿，直到打得眼冒金星，浑身骨头像断了一样，再把他拖上车，遣送回乡。

我听得战战兢兢，晚上做了很多杂乱的梦，多数都忘了，只有一个记在了当时的日记本里。我梦到父亲骑着摩托车在天上飞，云彩从他车轮下面穿梭而过，后面跟着一大群乌黑乌黑的鸟。那群鸟追上他，用尖嘴叼着他的头发，叼着他的鼻子、嘴巴、耳朵，叼着他的四肢，把他带到了云层更深处。接着，只有一辆血色摩托车从天空中落下来，坠进河里，掀起巨浪。当它缓缓沉没后，河面又归于平静。父亲连一块布都没剩下。

到了九月，地里的藏红花全部绽放，秋风拂过，紫色花朵在阳光下形成层层波浪。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一朵花长出红色花丝。王大爷依旧每天盯着父亲的举动，他不无嘲讽地跟父亲说，小吴啊，你这藏红花光开花不长花丝，等于公鸡光打鸣不下蛋，我看你连这十万块也打水漂了。

父亲不甘心，去县里的种子市场找专业人士来看，一位总是把眼镜挂在鼻梁上老学究说，父亲撒了太多化肥和大粪，把花呛到了，花丝自然长不出来。一位穿着灰白大卦的中年人说，这花根本就不是藏红花，而是桔梗花，虽然也是药材，价格完全不能和藏红花相比。

最后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弓着背，穿着道袍式的衣服，长着花白的山羊胡。他屏气凝神地说，不是花的问题，是地的问题。父亲说，地有什么问题？老头瘪着嘴说，地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命里注定无钱，无花，亦无钱花。老头捋着胡子，又故作高深地说，如果你现在舍得花钱，也许将来还有钱花。父亲不吃这一套，气愤地骂道，滚你娘的腚眼子，我让你看花，谁让你算命了？

那老头只好灰头土脸地离开，走到大路上，又回头咒骂，你这辈子都无钱，无花，亦无钱花。父亲咬牙切齿，像一匹马，突然奔腾而出，一直把那老头撵到村外。当他气喘吁吁地回来，望着这片没有一丝红色的紫色花海，整个人像是失了魂一样。

姐姐刚升初二，已经开学一段时间，但学费还没交，老师给她一个月的期限。那次放学回来，她说，爸，我不要喇叭裤和耐克鞋了，啥时候能把我学费交了？父亲说，别着急，三天内一定给你交。第二天，院子里的拖拉机消失不见，潮湿的地面只留下两个轮胎的印迹。

拖拉机卖了八百块钱，第三天姐姐开心地拿着一百二十块钱去了学校。剩下的钱，父亲原本还想找人诊断一下藏红花的问题，后来奶奶病情日益加重，钱全部花在了奶奶身上。

药物和简单的治疗，终究没能延续奶奶的生命。九月的最后一天，躺在医院里的奶奶一直昏迷不醒，全身只有嘴唇偶尔颤抖一下，几乎一夜之间，她的脸色从焦黄变成土黄。医生很干脆地说，拉回家准备后事吧。

躺在床上的奶奶被推出来，父亲走到树下的架子车旁边，把落在上面的树叶捡出去，再把破旧的被褥重新铺好。抬到架子车上的奶奶依旧一动不动，父亲手里握着绳套，盯着她，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奇迹。奇迹没有发生，他只好把绳套背在肩膀上，从镇里一路把奶奶拉回村。

路上没有停歇，他全身都在出汗，尤其是脸上，如水洗一般。那通红的眼睛闪着泪花，鼻头和嘴唇不停抽搐，时不时把快要流出来的鼻涕吸进去。他两手握着两边的车把，整个身子一直往前倾，阳光把他的影子打在地面，看上去像是在匍匐前行。汗水和泪水滴在干燥明亮的泥土路上，留下一行清晰的湿痕。

第二天早上，奶奶溘然长逝。按照习俗，爸妈在堂屋的地上铺上几层干草，一个人架着两条胳膊，一个人抬着两条腿，把她放到草席上。一家人跪在地上哭了一阵，父亲突然停下来，喊了一声：棺材。他意识到已经没钱为奶奶买棺材，这一年里两个姑姑帮了很多忙，也欠她们不少钱，父亲不好意思再向她们开口。

王涛从上海回来已是中午，一辆黑色轿车驶进宅子里面，直接开到我家门口。他下了车，身材高大魁梧，穿着一身皮衣，嘴里衔着香烟，胳膊底下夹着个皮包。看到躺在草席上已经穿好寿服的奶奶，他停下脚步，弯腰深深鞠了三个躬。在屋里和父亲聊了一会，他抹了抹眼泪，从包里掏出一沓钱很厚的钱，对父亲说，哥，这一万块钱你拿着，给婶子买副好棺材，剩下的把你欠的债还了。

父亲没有推辞，对王涛说，好，等我这两年挣到钱就还给你。王涛摆了摆手说，哥，不用还，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很清楚，如果当初你没带我去上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话像一枚炸弹，扔进父亲的心窝里。刚刚他还没怎么哭，这时突然泣不成声，双手捂着脸，缓缓俯下身体，泪水从粗厚的指缝里落在地面。当他松开双手时，面部像是被洪水洗劫了一遍，浓密的络腮胡上都挂着水珠。

在此后很多年里，当时的场面在我记忆中不断演化变形，最终成为上述描写的情景。我不确定它们是否绝对准确，但确定的是，后来村里很多人看到父亲骑着一辆自行车出来，车速飞快，像逃命一样离开这座宅子。回来的时候，他身后跟着一台拖拉机，车兜上放着一副未漆的棺材。一直到奶奶下葬，他再未流过一滴眼泪。

停棺三日，奶奶埋葬在种藏红花的那块地里，紫色花海把那座新坟包围。女人们不准进入坟地，只能在地头哭泣。男人们用铁锹把坟包了一层又一层，又在田垄上挖出一块倒圆台，放在顶端作为坟头。坟头上恰好长着一株藏红花。

串天的大火烧起来，烟雾和热气向四周蔓延，花朵在悲伤的气氛中蔫巴着，头逐渐耷拉下去，也有一些花在大火里被烤干，烧焦，乃至像火纸一样化为灰烬。父亲对此漠不关心，这片土地终究是长不出任何值钱的庄稼。当火纸、花圈全部烧完，男人们扛着铁锹陆续离开，身后烟雾缭绕，漫天灰烬持续舞动。中间形成一条细长的龙卷风，自转的同时，也围着这座新坟转了好几圈。地上残败的花瓣被席卷进去，裹在灰烬里一起向上转动，直通那湛蓝的天空。

走出地里，回头望去，坟上那株花在稀薄的烟雾和将息的火苗中，正轻轻摇曳。

4

十月，考上镇里重点中学的我，又参加了一次年级分班考试。最终，我以数学99分、语文98分的成绩，考上年级唯一的重点班。父亲买了两斤香蕉奖励我，共八根，我分给姐姐一半。

王亮没能考上重点班，在普通班上了一年，开始打架、喝酒、玩街机游戏。初二第一学期没上完，被他爸王涛拽到上海，开始了打工生活。此后我见他不足三次，如今连相貌都已模糊不清。

奶奶的后事办完，父亲兴致勃勃地把我和姐姐召集到樱桃树下，宣布说，我和你们妈妈将去上海打工，你们在家好好上读书，寒假再过去和我们团聚。这个决定让姐姐激动不已。她说，我也想去打工。父亲问她，你不读书了吗？姐姐说，书读不进去，我跟一个男生搞对象，这学期就没去上过课，学费也没交，你给的钱都让我和他约会花完了。父亲平静地说，你年龄还小，不太适合搞对象。姐姐说，是不适合，我们已经分手了。父亲说，手是要分，书也还是要读，我再想办法给你凑学费。姐姐固执地说，不用了，没意思，读书没意思，搞对象也没意思，我就想去打工挣钱。

姐姐笃定的表情让父亲为之一惊，一些事情注定已无法扭转。我是一个偶然，姐姐是另一个概率较大的偶然。无法改变。

几天后，父亲剔掉浓密的胡子，看上去年轻许多。他和母亲、姐姐三个人背着大包小包，从镇里坐车去往市里的火车站，我和爷爷去送他们。秋天，阴雨连绵，寒意渐起，街头上的人举着伞，缩着脑袋，在灰暗的天空下加快匆忙的步伐。

和妈妈说完话，父亲把我拉到他的伞下，伸出拳头，让我猜里面是什么。我说，是大白兔糖吗？他摊开手掌，里面什么也没有。

他说，你以后不再需要大白兔糖，因为很快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个稀罕的东西，也无法满足你的口味。我问，什么能满足我的口味呢？他说，那要看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上了初中，学习上我已帮不了你，不过你放心，我去上海挣钱，会尽最大力气为你提供金钱支持。你现在才刚刚发芽，能不能开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乘务员喊了一声上车，父亲把伞柄交到我手里，掌心握在我的手背上，停留数秒。然后，他从伞下钻出去，面对着我，向车门那里后退。蒙蒙细雨中，他挥挥手，冲我笑起来，几颗洁白整齐的牙齿定格在那个时空，那个年月，以及我永远难忘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