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前言：

2016年9月，我因保护父亲致人轻伤，犯故意伤害罪潜逃，翌日被列入公安系统网逃名单，罪名为涉嫌寻衅滋事。

潜逃半年后，我在2017年3月自首，同年4月，检察院不予批捕。取保候审后，检察院两次因证据不足退回材料给公安，时隔两年后开庭，判一年缓刑。

自3月4日始，至4月7日终，这32天的看守所经历组成了我人生中最难以磨灭的一段记忆。

我听他们讲述自己人生，也近距离感受着他们各自鲜明的性格，最后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最终走向犯罪，竟然和其性格及人生过往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有看似荒诞的结局，在回溯的过程中，大多有迹可循。

不要命的阿圣

每一个过渡仓里，都会有七位轮值员，俗称管事儿的，每个人的分工都不同，仓头属于最悠闲，特权最多的。仓头以下的轮值员，多多少少都得承担一部分工作，阿圣负责的，就是恫吓新人和传授他们监室的规章则度。

在自首以前，我刷了几遍《肖申克的救赎》，片中展现的，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阿圣的模样虽生得十足阴狠，高鼻梁，唇薄，眼窝深陷，总是紧咬着牙关，少话，看似拥有不符合年龄的城府，但在我看来，阴鸷的外表只是他“行走江湖”的伪装，过分单纯和信奉所谓的道义才是他的性格底色。

阿圣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家庭，母亲早早离世，父亲酗酒嗜赌，自年幼起，时常对他拳脚相加，直到十二岁那年，阿圣在忍受了父亲的一顿胖揍后，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对准自己的亲生父亲，他的父亲才再没有对他动手。阿圣对我说过，在他这次被羁押以前，曾有人追上门讨债，殴打他的父亲，他从床底随手抽出藏着的开山刀，冲到人群前便说：“再打，再打我砍死你们再砍死他（指阿圣父亲）！”

附近的混混大多听说过阿圣的名头，那伙人悻悻然地离开了，阿圣看我表情异样，不屑地说：“我不管我爸死活，但当着我面打我爸，就是不给我面子。”

在他的世界里，只认准一条对于他二十九年人生而言，行之有效的准则。这条准则便是他总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只要你不怕死，别人就会怕你。

阿圣辍学于本市一所最为恶名昭著的职中，那里聚集了大多数从初中乃至小学开始，便胡作非为的问题学生，他们是多数校园暴力的始作俑者，甚至有犯过刑事罪，但因为年龄躲过一劫的少年犯——在我就读的高中，曾有几名邻校的未成年学生，因为男女琐事，将本校一名同学殴打致睾丸破裂而死，经过百万元赔偿与层层关系的从中斡旋，最终使他们逃避制裁，其中一名从犯，便转去了这所职高。

阿圣在这所学校，很快凭着一股狠劲闯出名堂，也很荣幸地在一个学期后领到学校杀鸡儆猴的开除名额。可辍学后的阿圣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混社会，代人催债，收保护费，跟“老板”。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阿圣突然决定去当兵，阿圣没有提及他去当兵的原因，我根据他以往经历推断，兴许使他发生转变的，是他当时的女朋友。谈起当时的女朋友，他不愿多说一句：“退伍就分了。”

退伍后，当兵的经历没有洗去阿圣一身的痞气，他再次混起了社会，那时千禧年前后，正是黑恶势力猖獗肆虐的年代，阿圣在纵横交错的复杂势力中混得游刃有余。

我在进看守所前，父母曾托关系向当地颇有地位的黑老大，向看守所的管教打招呼，这也是我在过渡仓不被刁难的缘故。这位黑老大，和阿圣十分熟稔，阿圣甚至毫不客气地说：“他一半的地盘，都是我替他打下来的。”

退伍后的阿圣，经人介绍认识了矮强。矮强脸上横着一道刀疤，十多年前他做出租车司机时，与一名乘客发生口角，那名乘客打电话叫来了人和刀，拿起刀便砍向了矮强，从那以后矮强开始混社会，那名乘客后来追砍了一名警察，被判了十年，出狱后跟了矮强一段时间，现如今自立山头，在土方工程上与矮强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话说起来拗口，一如本地的黑白势力盘根错节，混乱无序。

千禧年前后，是我记忆中本市最黑暗的年代，各方黑恶势力大行其道，上百人拖着焊制的一米多长的关刀，在众目睽睽之下游街，不远不近的地方几台警车如临大敌般一路“护送”。酒吧门口发生斗殴，玻璃瓶迸裂的声音中突然传出一声枪响，一言不合将人殴打至流血遍地，因为有关系的缘故，不过赔了两千元钱了事……种种魔幻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

阿圣跟着矮强（阿圣不愿意说“跟”这个字眼，在他看来，他替矮强办事只是出于朋友义气），在本市西区的一个镇开始扩张地盘，阿圣带着他混社会时结交的兄弟们，揣着矮强搞来的枪，逐一找上当地的黑老大上门“倾数”，阿圣说，他把AK47拍在桌上，那个黑老大脸都白了，屁话不说就收拾包袱滚蛋，矮强便在他的地盘上公然开设赌场。

后来矮强的赌场越开越多，甚至反客为主，将旧势力清扫一空，经过几次扫黑之后，唯独矮强屹立不倒，如今镇上只剩下矮强一家独大，随着时代变化，矮强的生意也从赌场和走粉，换成了色情行业和各种工程项目，当初替矮强打下江山的阿圣，却和我一同身陷囹圄。

我问过阿圣，如果打伤或者打死人怎么办，阿圣讥诮地说，根本没有机会打起来，谁不怕死？出来混都是为了钱，但再有钱都得有命去花，然后抛出他的名言：你不怕死，别人都怕你。什么叫烂仔？就是烂命一条，换谁都不亏。

一段经历阿圣引以为傲，这段经历成为了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不久后他便因为涉黑被刑拘，判了五年。再出狱时，阿圣已经到了二十四岁的年纪，出狱后他和入狱前认识的女友分手了。

谈起这任女友，他满怀愧疚，他说在服刑这五年，女友不辞辛劳地替他照顾他的父母，书信往来中，也提及了要和他结婚的决心，而耗费了五年青春换来的，仍是一句无情的分手。

后来阿圣消沉了一段时间，五年的牢狱生活着实能够改变一个人。矮强找过他，希望他能继续替他做事，打算让他看管一些“场子”，这对于当时经济窘迫的他而言是一个机会，但他拒绝了，从他再次入狱可知，拒绝的原因并非阿圣不愿从事犯法的工作，而是觉得：矮强什么意思？把我当小弟了？

拒绝的矮强的邀请，阿圣和从前的朋友厮混在一起，在这五年中，他的许多朋友已经拥有了“生财之道”，靠着朋友的“豪爽”，阿圣流连于酒吧的昏天暗地，也被朋友带上了吸毒之路，当时阿圣和朋友吸食的是冰毒，用粤语说，就是所谓的煲猪肉。

我出于好奇，问过阿圣：“那你现在不搞猪肉不会犯毒瘾吗？”阿圣再次露出讥诮地笑，他说：“半年前就戒了，自己戒的。”

我不解：“听说吸毒的人，冰毒以上，都是戒不掉的。”

阿圣说：“那些人意志力差而已。”

我没有问阿圣戒毒的原因，吸毒才需要原因，而戒毒不用，我更好奇的是，连冰毒都能够戒除的人，为何又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戒毒后的阿圣，通过朋友得到了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在当时的他看来，这份工作来钱快，风险低，甚至刚开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工作涉及犯罪。他替一位老板管理违规垃圾场，倾倒垃圾并掩埋，这份工作给他带去每个月接近十万元的收入。

“后来我才知道倒倒垃圾也是重罪，他妈的，可是钱来得软，收不住了。”

16年12月，随着本市的一次严打行动，阿圣锒铛入狱，他说起这次入狱懊恼不已：“如果不是前一晚喝醉了，就不会接不到老板打来的电话，也许我就可以跟老板一起跑路了。”

他的老板，在严打行动开始之初已经通过一些渠道听到了风声，等到在家熟睡的阿圣被警察抓获时，他的老板已经卷着赃款躲到了暂时安全的地方，直到我在14年3月17日离开过渡仓，阿圣的老板依然逍遥法外。

这也导致了，阿圣的罪名悬而未决，主犯依然在逃，案件的侦查如何推进？从犯如何量刑定罪？

阿圣对此满腹怨言，他说：“早点去监狱就好了。”他觉得待在监狱比待在看守所幸福，但只有判决下达之后，犯人才会移送到监狱，他在等判决，一份已无转圜余地，即使乐观估计，至少也得五年起步的有期徒刑。

听到阿圣说起过往，我脑海中诡异地闪过一帧画面，那是《无间道》中梁朝伟说的一句话：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差不多十年了，老大。

阿圣的人生自17岁开始，便是三年服兵役又蹲了五年监狱，紧接着还得面临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等到再次释放，少年阿圣已经成了中年阿圣。

在我的记忆中，阿圣是所有轮值员中，最沉默的人，别的轮值员通常会彼此聊些闲话，或是在风场散步，甚至离开监室和管教喝茶，只有阿圣喜欢搬着一张小板凳，坐在仓内唯一通往外界的，只有一本书大小的小窗口前，他咬着牙往外看，目不转睛地看，一看便是大半天。

在我待足32天因取保候审被释放时，恰好经过14仓的小窗口前，阿圣表情复杂地看着我，冲我微微地点点头，我回以笑容，他却转过头去不看我了。

想起在过渡仓和阿圣关系破冰，是有一次他主动坐到我旁边问我：“听森哥说，你是写作的？你帮我看看这些信，应该怎么回，才能让她断了念想，别浪费时间等我了。”

我倒了倒阿圣递给我的文件封，落下几张照片和十多页信纸，其中一张照片上，是还没有剃光头发以前的阿圣，在酒吧搂着他的女朋友，对着镜头用力笑着，照片的背后都写着：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XX酒吧，你看上去就不像是好人，可我还是给了你微信。

其他的照片大概是近来照的，不同的场景，照片背后有几句简单的话，譬如X年X月X日，你离开的第X天，我和XX去了X地玩，想你。

信我都看了，全是殷殷期盼，我确实被感动了，因为当时也有一个女生在外面等我，我答应替阿圣写一封回信，可当我草拟好，阿圣又对我说：“别写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知道，可能外头有人牵挂，我会好受一些。”

“可你还是不会和她结婚的，对吗？”我问。阿圣露出疑惑的表情说：“不知道。”

我忽然又想起来有一次和阿圣蹲在监室门口抽烟，我大吐苦水，说在看守所里度日如年，阿圣却说：“我觉得在这里挺好的，至少我知道明天是怎样的。”

话音落下，远处传来管教一声吆喝：“来几个人，去草坪上收被子！”阿圣迅速地丢下烟头，飞奔去太阳底下。

精神病患阿伟

“别和他说话，他脑子有毛病。”这是我来到过渡仓第一天，阿圣对我的警告。这句话中的他，指向的人便是阿伟。

阿伟的双眼浑浊得像个老人，皮肤却没有明显的皱纹，他留有杂乱的胡子，导致我无法第一眼便精确地判断出他的年纪，后来知道他三十五岁，在此以前，我总是认为他的年龄在二十多岁和四十多岁之间飘忽不定。

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去，阿伟有种诗人般的忧郁气质，但后续通过他逻辑混乱天马行空的话语，我终于确凿地相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疯子。

在看守所的过渡仓里，除了轮值员以外，所有的在押人员整日被要求坐在通铺上“三定位”，只有阿伟与众不同，他赤脚站着，手捧着水杯，在禁止发出声音的看守所，他不厌其烦地侃侃而谈，有时聊三国，聊到最喜欢的人物曹操，他知道斩华雄的人并非关羽，而是孙坚，却又相信诸葛亮真的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三国讲到一半，他突然叹了声气，峰回路转谈起民国史，民国史谈不过两句，又回到当代针砭时弊，若说是借古讽今也就罢了，可仔细听来，其实前言不搭后语，刚开始我认真听他说了一阵的话，后来感觉脑子嗡嗡响，再也听不下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精神病患，在看守所过渡仓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我逐渐发现我无法跟随他的思维，偶尔他会不甘寂寞地找人搭话，只有缄默不语和讥讽是最好的应对。

因为你一旦回应他的话，就会面对继而连三的嘲笑，他会说：“你懂什么？”然后指着坐在通铺上的一群在押人员，大放厥词：“你们啊，一群被蒙在鼓里的凡夫俗子。”

但阿伟并非只有一面，他的身上带着几个极端的标签，例如“激进”“狂妄”“滑稽”“忧伤”“善良”……而他本人则在这几个标签之中来回切换。

激进的阿伟，谈起自己的犯罪过程，会将一切归咎于社会或他人，总之绝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错，他坚信自己是被无辜陷害的，也坚信自己最终能够沉冤得雪。

“我，张伟，在武汉谁不认识我？市长也得管叫我哥哥。”说完他变了表情，做了个递烟的姿势，低眉顺眼地说：“哥，抽烟。”然后得意地看着所有人，笑了笑说：“就这样，知道不？”

“我张伟就是太重感情了，才会被人陷害，他妈的，何X（张伟案的原告）是我兄弟啊，怎么会陷害我呢？我张伟想不懂啊。”阿伟说到此处，突然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我听到身旁传来窃窃笑声，而原本坐在小窗口前往外看的阿圣，也回头玩味地看了阿伟一眼。

狂妄的阿伟，号称自己练过武术，不在仓里当老大，只是不想伤及无辜，他经常挑衅阿圣：“我一只手就能搞定你，别看你当过兵，我练的都是杀人的功夫。”说完阿伟摆了个起手式，有几分像在公园打太极的老人。

阿伟最滑稽之处，便是在每日的午饭和晚饭后了。每到这个时间点，阿伟总是虔诚地跪在地板上，以朝圣的姿态面对着蹲厕，一跪拜便是半个小时。

仓里的大老粗往往会在这时大肆嘲讽：“张伟，让神仙带你出去！”。若在平时，阿伟会对任何人的嘲讽反唇相讥，只有跪拜的时候，他埋头在臂弯中，对一切嘲讽充耳不闻，让我怀疑他撅起屁股趴在那儿睡了半小时的觉。

而善良和忧伤的阿伟，使我对他的感情十分复杂，我从未在一个人身上产生如此多样的情绪，许多情绪甚至是矛盾对立的。

过渡仓的规矩，新来的在押人员，除了要刷厕所以外，还得睡在打地铺最靠厕所的位置。仓内人数达到峰值时，新来的倒霉蛋半个脑袋都得伸到厕所里去，要是哪个睡觉不安分的人挤一挤，甚至能让那个新人的侧脸和蹲厕来个亲密接触。

但14仓因为阿伟的存在，使所有新人避免了和蹲厕接吻的机会，最靠近厕所的地方，在阿伟离开以前，都是阿伟专用的。

我头一天进入看守所，面对着冰凉墙壁和冷漠的仓友，面对身处陌生环境的孤独惶恐，“特立独行”的阿伟，给了我一份弥足珍贵的感动。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离厕所第二近的地铺上（二十多平米的监室里，木板通铺睡了十个人，面积更小的地板上睡了将近二十个人），由于身高的缘故，我只能蜷着腿歪着头双手抱胸，这个难受的姿势让我从夜晚十一点睁眼到凌晨一点半，仍旧毫无睡意。

腿蜷得酸僵了，我不舒服地挪了挪身子，没想到轻微的动作吵醒了身旁的阿伟——也许他一样没有睡着，他盯着我看，乍一眼有些毛骨悚然，但他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及时舒缓了我的惊疑。

“腿难受，睡不着吗？”他轻声问我。

“嗯。”我用鼻子哼出声音，担忧地看了看通铺上熟睡的人。

阿伟坐了起来，挪开通铺底下的箱子，原本他床位正对着的地方是空的，他将箱子搬到了那个地方，于是我脚下的位置空了出来，他说：“把脚放进去。”

我心底涌上一阵感动，问他：“那你呢？”

他说：“我个子矮，没事，快睡吧睡吧。”说完他翻了个身，侧着面朝厕所，没多久便传来轻微的呼噜声。

那一晚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睡着了，到后来我睡到了通铺，阿伟依然睡在厕所旁边的专属床位，我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第一晚亏欠他的情义，后来也无法偿还了。

在我离开过渡仓前两天，我见识到了阿伟忧伤的一面，在那以前他总是疯疯癫癫，嬉笑怒骂，即便是哭，也是那种略显浮夸的干嚎，真正一次落泪是我来到看守所的第11天了。

仓头笙哥有时候会和阿伟聊上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交流到了最后笙哥通常会说一句：“你啊，傻人有傻福，娶了这么好的老婆。”。

阿伟有个好老婆，随信件寄来的照片可以看到，阿伟老婆五官端正，眼睛又大又亮，右边脸颊有浅浅的酒窝，怀抱着阿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三岁多，小儿子半岁。他经常骄傲地举起照片对身边的仓友问：“我老婆像不像赵薇？我儿子好看吧？”

得到或敷衍或调笑的回复后，他便视若珍宝地抚摸着照片上的人像，手指轻得犹如水面的浮漂。和照片不同，阿伟妻子寄来的信，他从不肯和别人分享，每当他看信时，有人探过头来意图偷看，都被他迅速地遮挡。

阿伟却不知为何愿意和我分享信件的内容，有一次阿伟看信时，我坐靠在墙边，往他看了一眼，恰好对上他的转头时的目光。他友善地笑了笑，问我：“你要看吗？”

我很惊讶：“我可以看？”

他笑着点了点头，他点头的姿势和平常人不同，平常人点头是上下，而他点头时下巴差些抵上锁骨，并且幅度夸张。

我犹豫地接过信，虽然读别人的信有种侵犯隐私的不妥，但无奈看守所内读物太少，十一天里我读完了仓里仅有的三本书，对一切集结成块的文字趋之若渴。

“老公：

看到大宝和二宝的照片了吗？我的同事都夸他们可爱，我没有告诉他们孩子长得像你，我希望在你出狱后，咱们一起走到她们面前，给她们一个惊喜。

我上班的时候，妈妈照顾两个孩子，一切都挺好的，不用担心。

说不想你是假的，老公，昨晚凌晨三点多，我从会所下班回家，路上看到一对情侣，很恩爱，我就想起你了，如果你在我身边多好，但我没有羡慕他们，和你在一起以后，我没有羡慕过任何人。

……”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险些憋不住了，但我没有，我感觉有异物堵住了喉咙，压着心口，眼袋肿胀得像是装满水的气球。

我看到，信纸上，有许多处字迹模糊的地方，那是被泪水打湿过的痕迹，我弄不清楚是阿伟读信时打湿的，还是他的妻子写信时打湿的，抑或二者都有。我转头看向阿伟，阿伟依然笑着，头微微侧在一旁，眼睛似乎格外的亮。

“不看了，早日释放吧，好好陪他们。”我把信交还到阿伟手上，靠着墙假装休憩，好一会儿没缓过神来。我琢磨着阿伟被羁押的时间，他刚进到看守所时，小儿子也许还在老婆的肚子里。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读这封信的机会了，当天吃过晚饭，坐在小窗口看风景的阿圣敲了敲不锈钢窗沿，总是对阿伟恶声恶气的他这一次难得用了平静的语气：“张伟，过来拿你的鉴定结果。”

一群在押人员闻言围了过去，被阿圣呵斥了几声才回到通铺，但此时他们已经聊开了：“嘿嘿嘿，就说张伟装疯卖傻，鉴定结果出来了，负部分刑事责任。”“就是，哪有精神病像他这样的，说话有条有理。”

阿伟拿着精神鉴定报告，赤脚站在地板上很久，然后他拉开箱子，拿出妻子的书信和照片，坐在地板上看了起来，慢慢的，眼泪落下来，这时我才看见忧伤的阿伟，他的哭泣是无声的，却比嚎啕大哭更悲恸，他的眼泪直击我的内心，使我能够感同身受他的失望和绝望。

他一会儿看看书信，一会儿看看照片，哭了很久，他把书信和相片放在一旁，抹干净眼泪仰头看着铁杆交错的仓顶，笑了笑，又接二连三的哀叹，瘦弱的他靠在墙边，犹如一条搁浅的鱼。

没多久，管教打开铁闸门，叫张伟的名字，是律师接见。阿伟的律师是援助律师，许久不来一次，大概是得知精神鉴定的结果，要给他交待些什么。阿伟失魂落魄地走出去，连拖鞋也忘了穿，被管教提醒后，才浑身僵硬地穿上鞋。

阿伟前脚刚走，仓里便议论纷纷，多数人是笑着的，我和少数人一起缄默不语，阿圣看了那些议论的人一眼，没有说什么，继续看他小窗口外几近定格的风景。又过了一会儿，有人看到了阿伟留在地板上的书信，便跳下床，拾回来看，几个人头和头挤在一起，不时传出哄笑。

阿伟见完律师，他们也将书信看完物归原位，阿伟坐回他的地盘，本该是他每日朝拜厕所的时间，他却侧躺在地板上蜷缩着。我听到身边有人窃窃私语，突然冒出一句“做小姐的。”

阿伟蹬地坐起，我从未见过这般可怕的表情，他的左右脸颊像是失去了协调，紧咬着牙，嘴唇却翻了起来，眼神游移着，像探照灯似的搜寻着声音的来源。

我没有听清楚那句话究竟是谁说的，面对阿伟想要杀人的目光，只有一个人抬起头和他对视，这足够让阿伟认定那个人便是多嘴的人，他找准了目标，紧接着便是冲了出去，双手张开，朝着那人的脸部疯狂地挥舞拳头。

那人自然也还手，结果却让人意外，他打在阿伟身上的拳头无论轻重，都失去应有的作用，瘦弱阿伟仿佛不知疼痛一般，只顾着攻击，他嘴里发出“啊啊啊啊啊”的怪叫，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一般。

阿圣和几位轮值员急忙上去拉开阿伟，有人早看阿伟不顺眼的，便直接助拳，拳头打在阿伟身上，阿伟依然纹丝不动，最后是主管卫生的在押人员——体重两百斤的湖北汉子，将阿伟压在了床板上。

被压住无法动弹的阿伟愣了一下，满腔怒火只能将木板通铺拍得砰砰作响用以宣泄。阿伟这次暴怒的后果，换来拉响警报后的五分钟，两名管教将阿伟死死按倒在地，给他上铐——对不服管教的在押人员的惩戒手段，双脚之间上铐，双手背到身后上铐，这种让无数刺头儿叫苦不迭的手段，阿伟却仿佛丢了魂一般毫无反应。

上铐后的阿伟，吃饭只能靠旁人来喂，不过谁喂饭阿伟都不肯吃，我试过去喂，他看了我一眼，依旧不肯张嘴。他只是蹲在厕所旁，低着头一言不发。

当有人问笙哥，阿伟不肯吃饭怎么办？笙哥往嘴里塞了一块红烧肉，摆摆手说：“不管他，听说过没饭吃饿死人的，没听说过有饭吃还会被饿死的。”

晚饭的时候，阿圣将饭放在阿伟面前，尝试去喂的步骤也省略了，轮值员只要做出没有克扣他人饭菜的态度，就不会被管教诘难，晚饭后的抽烟时间，阿圣吞云吐雾地劝阿伟：“你也待在这里半年多了，判下来顶多再待半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阿伟不说话，自从上铐以后，他便没有说过一句话。上铐是一种特别难以忍受的折磨，隔壁仓有一个新人，刚来的第一天就不服管教，惹事了，上完铐第三天直接在管教面前跪倒，痛哭流涕地求管教解铐，阿伟没有，但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他穿着裤子排泄了，那时正是南方的夏天，监室内被一股恶臭味道笼罩，管教对张伟无计可施，对于这种“特殊犯人”，惩戒往往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

我们扒拉下张伟兜着屎的裤子，扔到地板上，对着水龙头冲洗，后来干脆用晾衣杆挑起，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隔壁仓传来郎朗笑声，管教站在门口哭笑不得，阳光照亮了监室，光着屁股的阿伟站在墙角，两眼无神地望向天空。

看守所生存法则

在离开过渡仓，去往“老兵仓”时，我已经拥有每天免费获得六根香烟、一桶泡面的额度，同时还在通铺上拥有了一张只能侧卧的床位，虽然空间逼仄，但至少不用在地板上和大多数在押人员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在一起，一双腿还得因为地板长度不足而蜷缩着无处安放。

过渡仓每隔一周便会在人满为患的时候，就会将一些人转移到老兵仓，通常是睡在地板上没有背景也没有得到仓内某位大佬青睐的人，就像烫手山芋似的巴不得他们赶紧离开，在他们离开以后，没有离开的人，便在地板上拥有了更大的睡眠空间。

也许是我不够成熟的缘故，离开前有一天我向杜哥申请，希望可以睡回地板上，因为通铺上实在太窄了，杜哥骂了我一句，用粤语压低声音说：“傻仔，回南天地板潮。”

看到其他在押人员投来的异样目光，我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赶紧闭嘴。我躺在床上，看着顶上钢筋交错的牢笼，回想起自己刚来看守所时的境遇，不过十多天而已，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时杜哥对我可没有那么和颜悦色的。

在投案自首后，从派出所开往看守所的一小时车城里，我胡思乱想许多，在事情发生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阶下囚，对于坐牢的理解仅限于电影——为此我看了三遍的《肖申克的救赎》，期待在其中找到在看守所里免于被欺侮的秘笈。

终于在抵达看守所大门的一刻，我下定了决心，如果只是毒打和辱骂，我坚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如果是性侵或是吃屎——千禧年前后入狱的亲戚的亲身经历，他在监狱里，曾被逼迫着吃了一口屎——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反抗。

结果证明我是想多了，当我赤脚踩着火辣辣的水泥地，通过几道安全门，进去1区，停在了用红色颜料涂着14号的监室门前，初来乍到的我，除了被凶神恶煞的阿杰问了一通话以外，并没有遭受预料中的殴打和辱骂，当然，循例我还是洗了三天的厕所。

进入14仓时，通铺上一半的地方挤满了盘腿坐着的人，另一半地方被仓里七位轮值员占据，太爷靠着墙，眯眼盯着报纸，他的老花镜没能带到仓里来；笙哥在地板上来回踱步，双手有节奏地拍打着臀部和后腰，像是广场里晨练的老人；杜哥坐在小板凳上，用塑料片削着苹果，表情似笑非笑；阿杰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蹲在墙边的我。

“衰什么事？”阿杰板着脸问。

“打架。”我觉得不要说太多的话，言多必失，但还是继续补充了一句：“砍人，轻伤二级，赔钱了，应该一周就能出去。”

杜哥听到这句话后，嘴里骂骂咧咧的，轮值员都笑了起来，太爷也放下报纸，看了我一眼，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来到14仓以前，管教已经通知了轮值员今天会有新人到，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开赌局，赌新人涉嫌的罪名，杜哥赌的是抢劫，为此他输掉了明天的茶水。

赢的人是阿杰，第二天我看到他出去领完茶水后，将杜哥的茶水倒了一点点到自己的杯里，按理说杜哥应该输掉整杯，但在尊卑有序的过渡仓里，没有人觉得阿杰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当然，如果是阿杰输了，他那杯茶水会毫无悬念地全部倒进别人的杯中。

洗完厕所以后，我被安排在那一半的通铺上，除了轮值员以外的二十三名在押人员按照“三定位”坐着，每当有人想要偷偷往前挪一些位置，很快就会被阿杰瞪回去。

在过渡仓的前几天，时间显得尤其漫长，除了吃饭和洗澡，不准许活动和交谈，就算想要上厕所，也得提前打报告，而上大号只能在上午规定的一小时内去，过时不候，闹肚子也只能憋着。

在这里任何物资都掌握在轮值员手中，除了他们，其余人就算有钱也无法购买任何物品，包括换洗的内衣裤——在我自首前父亲建议我穿两条内裤，我没有听从，终于尝到了苦果，分发的牙膏和纸巾一律上交，每个人只能早晨刷一次牙，纸巾只有在上大号时会分配一些，通常是两格纸，待得久一些了，就可以有四格，当然依旧不够用，这些规矩只用于约束我们，轮值员则百无禁忌。

香烟是仓里的稀缺资源，特别是过渡仓里，没有积攒的工分可以换烟，只能按时按量由管教代为领取，14仓比较特殊，因为笙哥是看守所1区大队长的结拜兄弟，仓里从未出现过香烟短缺的现象，可这并不代表除了轮值员以外的人可以享用哪怕一口香烟。

我坐的位置在第三排的中间，坐在这个位置上的通常是新人，因为坐在左手边的可以靠躺着墙壁，坐在右手边的可以偶尔将双腿放下通铺舒展舒展，唯独坐在中间无依无靠，坐上一天浑身酸痛难忍，到了第四天，脚背已经开始生茧。

除了轮值员以外，最好的位置当属最后一排的右手边，处在角落，右边和后背都有墙壁可以借力，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叫阿虎，一米五不到的矮个子，却有一张沧桑的脸，五官凑在一起，仿佛新生儿布满褶皱的面容。

他的左腿小腿处和脚掌有手术植入的钢板，我问过他植入钢板的原因，他不善言辞，但闪烁的只言片语中透露出，腿上的伤是坠落所致。旁边好事的人起哄道：“阿虎啊，是蜘蛛侠。”

我恍然大悟，说：“噢，你是建筑工人？”

阿虎咧开嘴笑了笑，点头说：“对。”他似乎对我的推断颇为高兴，我问他犯什么事进来的，他说是因为工伤赔偿的问题，被包工头陷害的。

我还没来得及义愤填膺，听到这句话的阿杰先嗤笑出声，鄙夷地说：“听他胡说八道，明明是盗窃，惯犯一个，没摔死命大。”

阿虎被揭穿后却没有感到不好意思，依然咧开嘴笑了笑，趁阿杰走开，便凑到我耳边说：“别看他那么威风，走狗而已。”

得知阿虎是因为盗窃被抓后，我便对他产生了厌恶感，不再搭话。阿虎算是除了轮值员以下享有最大限度特权的在押人员了，每次开火（抽烟的替代词），杜哥都会叫阿虎出去，给他一根香烟，仓里每天开火六次，阿虎每天便可以抽六根香烟。

虽然我表面上装作不耻的模样，可心里着实羡慕得很，每次开火时，我都会坐在通铺上，透过铁窗看向风场袅袅升起的烟雾，不断地默默安慰自己：只有一周，再坚持坚持我就出去了，想抽中华就抽中华，才不抽这些垃圾椰树。

可该死的我的目光还是难以从烟雾上移动，身体发出迫切需要摄入尼古丁的讯号，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在看守所度过第四天的午饭过后，我终于抽上了在看守所里的第一根香烟，在此之前，杜哥不止一次注意到我求烟若渴的目光，但都选择了忽视，但这天不知怎么，杜哥朝我招了招手。

我咽了口口水，不确定地指了指自己，杜哥用粤语说：“不是你是谁，快，滚出来。”

我急忙跑到风场，惴惴不安地看着杜哥，杜哥打量了我一眼，吩咐阿杰：“给他一根烟。”

阿杰抛了一根烟过来，我急忙接住，这时候杜哥掏出打火机，给我点烟，我下意识地想要接过打火机自己来点，却被杜哥拍掉了手掌，我这才意识到，打火机在仓里属于管制的物品，在这里我并没有拿起打火机的资格。

第一口烟带给我一阵强烈的眩晕感，同时使我浑身都放松了下来，这几天的疲惫和积郁就像被吞吐的烟雾扫荡一空，排到了九霄云外。

我抽完香烟，跟杜哥和阿杰道谢过后，回到了通铺上盘腿坐着，尼古丁让我冷静下来，于是开始猜测为何杜哥要给我香烟，仓里比我早来的，比我晚来一两天的，都没有抽过烟，凭什么我就有特殊待遇？

我浮想翩翩，甚至开始猜测是否父母托了关系，让管教对我照顾一二，自首以前确实听说有一位相识的大队长，不过是第二看守所那边的，而我所在的是第一看守所，在我取保候审后，听父母说，确实托了点关系，送了几条香烟进来，但最终并没有送到我的手上，我在看守所内一丁半点的消息都没有收到。

后来证实我想多了，这根香烟不过是杜哥驯服新人的手段之一，当然这种手段并非人人都可以受用，前提是要让杜哥看得顺眼。

那天过后第二天，第三天，杜哥都没有再给我烟抽，被那一根烟勾起的烟瘾比洪水猛兽还要恶劣，我深深鄙夷自己被一根香烟摆弄，但还是被念头驱使着我厚着脸皮走到杜哥面前，低声下气地请求：“能不能再跟我一根烟抽，这几天我应该就能出去了，我会还你几条烟的。”

杜哥看了我一会儿没有说话，笑了笑，反问我：“凭什么给烟你抽，你是谁？你说还烟就还烟？外面的烟送得进来吗？如果我出去，会缺你几条烟？”

我无言以对，羞愧爬上了双颊，像挨了巴掌一样火辣辣，我低头回到了通铺上，身后仿佛传来轮值员们的嘲弄之声。我开始无比盼望自由，时间更显得煎熬了，说来可笑，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躲在没人知道的角落嚎啕大哭，可监室就那么点地方，我能躲去哪儿？

终于熬到了晚饭后，管教站在门口，拎着手铐敲了敲门喊：“廖家乐！”

我急忙冲到了门口，按照看守所的规矩蹲下喊了声到！我以为自己就要释放了，可管教下一句话就让我扬起的心情再次沉入谷底：“律师接见，穿上鞋走。”

我再次低下头，亦步亦趋地跟着管教，律师接见，律师接见，我心里重复念叨着这句话，眼泪险些夺眶而出，我大概明白，律师会来见我，一定是自首前约定好的事情在我蹲看守所这一周时间里，发生了变故。

见到律师时，我脸色很差，他先是询问了我在看守所内有没有受人欺负，我回答没有，他说看你脸色不太好，我只好强颜欢笑说：“每天吃的饭菜里没有一滴油，水煮青菜吃得出虫子，米饭还有糠皮，你知道吗？我第一顿饭唯一那块的酱油猪肉，刚好是母猪的奶头，我还是忍着恶心吃下去了。”

说完我身体前倾，盯着律师，声线几近哽咽：“你就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律师从文件袋里掏出一张纸，他将那张纸贴在玻璃窗上，示意我看，那是一份申请取保候审的材料，然后他才缓缓开口道：“你进来前，已经赔偿伤者17万得到谅解书，加上你是自首，按理说取保候审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也知道公安和酒店那边的关系，你父母考虑过后，还是决定等程序走到检察院时再递交材料。”

“你告诉我时间吧，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我没有异议，只是感觉浑身无力，我相信父母一定有他们的考量，在看守所里我所能做的，唯有耐心等待。

“最快两周。”律师伸出两根手指，然后再伸出第三根手指说：“两周后如果没有消息，那机会就很渺茫，你要做好准备。”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消化完律师这句话，我看了眼身后，房门紧闭，除了律师以外没有第三个人，重重呼出一口气后，问律师：“如果我现在哭，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她会担心。”

等到律师承诺后，我憋了七天的泪水终于决堤，二十三岁的男人，哭到浑身颤抖，我母亲说我，虽然人高马大，可从来都不坚强，到头来还是她最懂我。

律师临走的时候，我问他要了一包纸巾，被我藏在了裤头，这包在外头卖一块钱的纸巾，却能解决我好几天解大手不够纸巾的窘迫境地，律师留下最后一句话是：“耐心等着吧，如果申请没有批准下来，我会再来见你。”

被管教狱警领着回14号仓的路上，我急忙掩饰自己哭过的痕迹，即使我本性再懦弱，也不能在仓里流露半分，这会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弱者更容易挨欺负，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回到仓里，我以为的讽刺没有来临，阿杰问我，律师说了什么，我隐瞒了一半，只说了两周后会提交取保材料，阿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这种情况肯定能取保的，别担心。”

杜哥坐在板凳上，在一本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时而用小拇指剔牙，他啧了一声，把失魂落魄的我叫到身旁，我蹲下后，他循例问了我一些案发的经过，我才发现笔记本上写满了每个在押人员的口述，第一眼看去，只看到杜哥的字写得极为端正漂亮。

他没有问我律师说了什么，似乎早早预料到我今天和律师会面的结果，他问我：“过两天有两个干活的人要走，你不是想抽烟吗？就干活吧。别看干活又脏又累，手上有事情忙，时间过得快。”

仓里有四个干活的人，负责每天的叠被和洗碗拖地等工作，我想起他们跪在地板上擦拭的动作，还有面对轮值员时谄媚的言行，已经动摇的那点可怜自尊再次坚固起来，我摇头拒绝了杜哥的建议。

杜哥没有说什么，挥挥手让我回去通铺上坐着。

那天晚上的电视上，播放的新闻联播，有一则新闻是珠海海关查获一起钻石走私案，案值高达一亿元。

仓里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年人看到这则新闻后不断地唉声叹气，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仓里其他人哄然大笑，指着他说：“老吴你完蛋了，都上新闻联播了，肯定枪毙！”

这话一说出口，姓吴的中年人哭得更是凄凉，他喃喃道：“我也是被人骗了啊，身家都搭进去了，我怎么知道是犯法的，我也是受害人啊……”

他这副自怨自艾的模样，无疑引爆了更大的笑声，我被哭声勾得心中戚戚然，望着顶上兀自旋转的绿漆电扇，笑声盖过了它因零件老旧而导致的吱呀声，原来在同一座樊笼底下，一群同样失去自由，等待着法律裁决的人，悲喜竟然各不相通，前天刚进来的杀人犯，始终沉默的他此刻无声地笑了起来。

原本在地板上踱步的笙哥突然停步，凝视着众人，笑声顿时窸窣，最后鸦雀无声。张伟望着老吴的背影，双眼通红，似乎有些同情，阿杰依然凝望着窗外的一方夜景。

那一晚我彻夜无眠。

自从律师来过以后，我被管教念到名字的次数变得频繁，第二次是管教约谈，我蹲在管教室里，回答着管教诸如“犯什么事了？”“家庭环境怎样？”“你是干哪行的？”“需要联系你家里人，让你在这里待得舒服点么？”

我说：“不用，我赔钱了，自首的，很快出去的。”

于是管教让我回去了监室，此后再也没有约过我谈话，我听懂了他的言下之意，但在当时我对自己能够成功取保候审一事依然充满了信心，便没有让家人花钱疏通的打算。

第三次念到我名字，是办案大队的提审，提审我的两位警官，我至今犹然印象深刻，其中一位主审的警官，姓赵，手机号码依然存在我的通讯录里。

赵警官问了我案发当天的细节，让我辨认了凶器，我看着那把开山刀的照片格外的陌生，但我知道，那确实是听闻父亲被人围困后我顺手提走的武器，逃窜时我将它藏在了案发现场的一块大理石的背后。

我在上面签了名摁下拇指印，又一一在口供上重复这些步骤，赵警官特意让我在“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砍伤了人，当时我没有看到血迹，也没有留意到有人受伤。”上加摁一个拇指印。

走完提审的程序后，赵警官问我是否还要抽烟，在我点头后帮我点燃一根烟，然后坐在面前和我闲聊起来：“听你妈妈说，你是写作的？斯文人嘛，干嘛要打架？”

我酝酿着措辞，我知道在提审时我千万不可以说错一句话，“我担心我爸，而且那时候是他们拿着斧头劈我，我只是想挡住斧头，没想砍人。”我选择重复口供上已有的这句话。

赵警官听完后没有继续闲聊的意思，他耐心地等我抽完烟，在管教带我回监室以前，宽慰我说：“本来不该跟你说这句话，但是放心吧，你这事儿肯定能取保，别担心。”

我感激地应了声，低头离开了审讯室，赵警官那句话等于定海神针，重新让我鼓舞了信心，但三天后，管教再次念到我名字时，让我签一份文件，是延长羁押的说明，他说早该在第七天给我签的，我不理解说明上阐述的条例，于是问他：“延长羁押的意思是不会放我了吗？这份说明我可以不签吗？”

管教没好气地说，你签不签都一样。我听到这句话，灰心丧意地在文件上签名，此刻我的信心一溃千里，一种被我刻意避开的可能再次浮上心头，如果我无法取保候审，那么将要在看守所里等待开庭，按照本市办案程序的拖沓，至少也得半年，180天，每一天都能让我处于精神错乱的边缘。

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32天的看守所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伤害，如果真正让我困在那里半年，彻底疯掉是我必然的结局。

我回到仓里，第一时间是低头走到杜哥面前，紧攥着裤边问：“杜哥，上次你说的让我干活，还作数吗？”

杜哥不置可否，而是让我坐下，他收敛起平时的嬉皮笑脸，严肃地对我说：“按道理我是不会再让你干活的，机会只有一次，你没有把握住。你别小看这里小小的监室二三十人，说是浓缩的社会也不为过，骨头硬，在2000年以前，有用，可能混起来，也可能被整死，但现在……”

杜哥做了个搓手指的动作：“钱，钱才是硬道理，你没有钱，没有背景，连拉屎都不够纸，别说抽烟，不劳而获，你有什么资格抽烟？”

就在我失望的时候，杜哥笑了，他拿笔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小圆圈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要因地制宜，你有文化，因地制宜知道什么意思吧？在外面尚且有人拖地洗碗，在这里拖地洗碗，用劳动换报酬，不丢人。”

“去吧，明天我交待下去，让大邱教你干活。”杜哥说完，便让我回到通铺上，过了一会儿，杜哥跟着笙哥去门口放风，阿杰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杜哥跟我说了什么？

我感觉没必要隐瞒他，便如实说了，阿杰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你知道瘸腿的阿虎为什么有烟抽吗？因为他傻乎乎的，本来盗窃抓现行，犯的其他事很难追究，可杜哥忽悠几句，他就把以前偷过的东西一五一十交待了，至少多判个几年，以后杜哥问你话，你想清楚再回答，别像阿虎一样，给点甜头就相信人。”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心里感叹，多数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只是阿虎付出的代价比起每天那几根香烟的回报，就像个笑话，明知道不该对嫌疑犯感到同情，但我依然觉得阿虎未免太惨了些。

自从开始干活，在看守所的生活竟然让我感觉到充实，仿佛回到了13年离家出走在工厂打工的日子，每天醒来就是干活，干完活就到了饭点，午休后继续干活，到了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和两集张译主演的《鸡毛飞上天》后，在一片呼噜声和永远亮着的灯光中酣然入梦。

时间过得飞快。

洗澡的时候我曾经注意到杜哥腹部两处狰狞的圆形疤痕，一开始我猜测杜哥是混社会时受过穿刺伤，后来听说那是枪伤，而杜哥并非混社会的，而是一名在体制内逐渐腐败的刑警队长。一直主管仓内大小事务的杜哥也并非仓头，仓头是很少说话，每天钻研佛经的笙哥，看上去儒雅的笙哥，反而是真正的黑社会老大，曾经在黑白两道都说得上话。

仓里真正的大人物，却还不是笙哥，而是喜欢看报纸的太爷，这位浑身病痛，每天都要吃药的老人，是反腐斗争中落马的省厅级干部，就在临近安全退休的关头被缉拿归案。

还有一位轮值员，是当地做土方工程的老板，他有一家乳鸽特别闻名的餐馆，我在出事以前和朋友去过几回，他犯的事，是和手下工人将一个前来勒索的黑社会肋骨打断，而那个黑社会恰好是与我对峙的酒店看场人员的老大。

杀人的、贩毒的、贪污的、抢劫的、盗窃的、有钱的、贫穷的、精神不正常的共处一室，我愈发明白杜哥说的那句话：你别小看这里小小的监室二三十人，说是浓缩的社会也不为过。

在这个浓缩的社会里，钱权至上依然是亘古不移的真理。

像我这种在监室里负责干活的人，处在仓里的第二阶级，可以睡在通铺上，当然不如轮值员的床位宽敞，可以得到面包牛奶泡面，还有每天不断供的香烟，当然，还有其他人投来的蔑视目光。

时间以快于我初来乍到之际的流速，匆忙消逝，两周过去了，取保候审的通知没有下达，律师也没有践行承诺过来探视，但我此时已经无所谓了，阿杰说，就算取保候审没通过，检察院也不会批捕的，检察院要是不批捕，看守所最多羁押你37天。

37天，那我便掐着日子算。彼时我已经逐渐适应了过渡仓里的生活，失去自由和消息闭塞固然折磨精神，但只要咬牙坚持下去，就能拨开云雾。经常在感到无法坚持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做一道算法，出事后酒店老板开口索赔50万，而最终我们赔给了伤者17万，等于省下了33万，就算我要在看守所里待上半年，算下来就是月薪5万。

洗碗能洗到月薪五万，这种想法让我苦闷的牢狱生活中维持着简单的快乐。

看守所里有内部发行的报纸，上面刊登在押人员投稿的书法国画，还有文章小诗，杜哥给了我一个本子和一支笔，让我写些文字投稿，稿费是三包椰树牌香烟。

我还记得自己写的一句诗：钟表灌满了胶水，时针和秒针针锋相对，一墙之隔，时光飞速倒退，当我改造完成，又重拾清白之身。

杜哥还为我借来了《鲁冰逊漂流记》，虽然早在初中时已经看过，但我还是津津有味地重看了一遍，第二本看的书是《基督山伯爵》可惜只有上部，第三本书是加思·斯坦的《我在雨中等你》，这本书以宠物狗恩佐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家庭无数次面临危机依然满怀希望的故事，恩佐的赛车手主人说：赛车时，你的眼睛往哪里看，车子就往哪里去，车子打滑时，赛车手若一直盯着墙看，就会撞上那道墙。

所以我在监室内，经常设想重获自由后的景象，偶尔想到一些美好的期许，就会发笑。

可惜的是，在过渡仓待到第二十天时，转移去老兵仓的名单里出现了我的名字，我知道，这点难得的平静也将不复存在，我在14仓待的日子算久了，许多新人刚来一周就被转移，我以为我会像其他干活的人一样，至少能在14仓待上一个多月，可事实是，我不得不服从安排离开，去往一个陌生的监室。

提起老兵仓，不断地有人危言耸听，说在老兵仓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做手工塑料花有规定的任务量，达到了，每天也只能抽半根烟，如果干活没干好，连烟头都没得抽，老兵仓还会有艾滋病人，惹急了会用沾过自己血的针去扎人。

但每次他们危言耸听之后，都不忘安慰我一句：放心，杜哥那么喜欢你，肯定不会让你去老兵仓的。

在我迈进看守所大门那一刻起，我听到的所有“放心”，都让我的心悬在半空没有落下。

名单刚念完，我们五个在名单上的人便开始收拾东西，在我离开14仓以前，杜哥拍了拍我的后背，叮嘱我：“过去别惹事，反正你也快出去了。”

我嗯了声，说了句“谢谢杜哥照顾。”后，便跟着管教去往了21仓，和我一起去21仓的，还有一个叫小黄的人，在14仓时是一起干活的，不过他的运气比较差，刚干活不到两天就转移了。

当时我没有想到，经过短短21天的过渡仓经历，我已经熟悉了看守所内的潜在规则，当我以为离开14仓是一个结束时，万万没想到只是另一个开始。

在21仓短短11天，我在没有行贿和背景的情况下，混上了21仓三把手的位置。

进入21仓前，先要到21仓的责任管教处报道，当时管教坐在电脑桌前，他的功夫茶桌另一边坐着一位身穿号服的在押人员，看上去五十岁左右，干瘦，但精神抖擞。

管教循例问我话，当然也问及了家庭条件和案情，最后问我工作时，我说了自己从事写作，当时坐在管教室内的那位在押人员听到这句话显然比管教更有兴趣，便多问了我几句。

在21仓待了三天后，我才知道他是仓头，其实他已经六十三岁，依旧满头短短的黑发，所有人都管他叫袁哥，一来是他的模样显得年轻，二来也是心态上不愿服老的原因。

在21仓的第一天，我虽然不用洗厕所，但还是按照惯例睡在了地板上，没有了张伟挡在新人面前，我被安排在最靠近厕所的位置，14仓一起来的小黄却主动跟袁哥说，希望和我调换床位。

虽然我来不及开口拒绝，但我先睡在了厕所边，这样小黄想换也由不得他了，而小黄默不作声地铺好床位然后让我睡过去，我不想起争拗，只好接受了他的好意，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睡下后，小黄才悄悄告诉我：“在14仓你跟杜哥介绍让我干活，还讲了很多道理，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很多，希望你多教教我。”

我不禁受宠若惊，我没想到自己随口胡诌的那些话，竟然被小黄听了进去，其实那些话中，吹牛的成分居多，除此以外也都是从书上摘来的道理。不过在刚来到21仓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小黄这个熟悉的面孔和他的善意，依然让一股暖流在我心田流淌，我头一遭想要主动在看守所内争取最大限度的特权，这样才可以有能力去回报他。

21仓管事的人，是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华人，27岁，涉嫌电信诈骗，在国内被捕，一直无法引渡回国，从羁押那天开始算起，已经在看守所待了一年七个月，电信诈骗涉案面广，诈骗金额难以明确，取证不易，所以迟迟未能开庭。

他叫阿亮，性格开朗，与人和善，我开始有意地接近他，许多话题我都可以和他聊上很久，过后我才知道他虽然管事，但在21仓并没有话事权，我这才明白过来，仓里真正能说上话的，一定是国内的有背景或有钱的人，马来西亚华人能当轮值员，只是因为待了一年多的老资历。

我不可否认自己变得势利，知道阿亮没有话事权以后，我便没有从前那样殷勤，我观察到，仓里有两个人应该是有实权的，一个是矮小的老人，叫华哥，他管着21仓香烟的发放，还有一个人就是那天在管教室的袁哥，虽然他不管事，也很少说话，但每次管教有事都会单独约他出去谈话。

在袁哥还没有找我谈话之前，华哥先找上了我，他和我随便聊了聊，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盒牛奶给我，在老兵仓每个人都可以用预存的钱购物，但刚来的时候，我这批新人刚好错过了每周一次的购物机会。

就在我喝下那盒牛奶不久，阿亮找到我，用粤语说：“你别和那个老变态靠那么近，知道他犯什么事吗？打麻将输了钱，拿起菜刀当街将人割喉了。”

那口牛奶顿时如鲠在喉。

第三天我吃过午饭，在风场散步的时候，袁哥招手叫我过去，他先是问了我写作上的事情，然后问我：“如果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你能帮我写吗？”

我没有随口答应下来，在过渡仓里的经历已经让我可以稍稍揣测这些较年长人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他们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况且能够在外面拥有钱或背景，本身就不可能是想法简单的人。

“你的经历得足够精彩，有可以加工的基础。”我直言不讳。

袁哥沉吟了一会儿，点头说：“放心，我的经历肯定比你想象中还要精彩，刘汉你知道吗？他年轻的时候给我敬酒，都得蹲着敬。”

刘汉我当然知道，四川知名富豪和黑社会头目，15年被执行死刑，可我对于袁哥所说，刘汉曾经蹲着给他敬酒这件事持怀疑态度，当然表面上我不会表露出来，于是我说：“当然听过，14年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袁哥似乎对我这句回话挺满意，自顾地打开了话匣子，袁哥说他的父亲是军人，爷爷也是军人，不过分属两个党派，他算是军人世家出身，但没有按照长辈的安排当兵，而是选择去经商，名气在重庆市首屈一指，后来还读了MBA，他特意解释：那时候的MBA跟现在不一样，含金量很高，同期出去的人，都是大人物。

我问了袁哥进来看守所的原因，他告诉我一个新奇的词汇，叫P2P，我说O2O我知道，P2P是什么？袁哥费劲解释了一通，我一句没能听明白，袁哥还说，P2P是国内新兴的技术，在国外是合法的，但是在国内，怎么说呢，我们这批人进来了，其实是被竞争对手设套了，他们……袁哥指了指头上，接着说，所以你懂吧。

我还是不懂，直到我问那起诉是什么罪名？袁哥说，说是非法集资，但最终检察院是不会以非法集资起诉的，袁哥的律师说了，顶多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不重。

我心中恍然，可不就是骗老百姓的钱么，讲得那么清新脱俗。

我基本掌握了和袁哥谈话的技巧，对袁哥这类习惯了颐指气使的人，倾听和顺着话头讲，但不要发表容易产生分歧的意见，是最好的选择。

恰好这时，杜哥托管教给我捎来了一包烟，烟虽然没有到我的手上，但袁哥留了个心眼，他理所当然地以为是笙哥的安排，于是没有询问过我便自顾说：“看守所里我看得上的人不多，14仓的X笙X算一个，他确实有点本事，虽然是个混混，但也是文化人。”

袁哥又问我：“知道为什么我不乐意和其他人说话，偏偏找你聊天吗？其实看人面相，善恶都写在脸上，特别是眼睛，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你的眼睛就很清楚，看得出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我嘴上说着过奖了过奖了，表情却毫不谦虚。

当天袁哥找到华哥，交待他每次开火都给我单独抽一根香烟。在老兵仓里，每天要做手工塑料花，按件计算，完成量最多的三个人每人每天有两根香烟，完成量达到最多的人一半以上的，每人每天半根香烟，而我虽然有些小人得志的意味，但实话实说，我不必做这些手工的活，每天干活时袁哥就会拉我到风场聊天，而不做事的我，每天依然有四根香烟。

每天的四根香烟，我给小黄两根，后来被袁哥看见了，骂了我一顿，他说：“我对你好，不是让你去分给别人的，烟是给你抽的，不是给他们抽的。”

我把袁哥的话告诉了小黄，后来只能点燃香烟抽几口，趁袁哥不注意时塞到小黄手里了。

和袁哥算是熟稔了以后，他坦然告诉我，其实我刚到21仓报到时，他就很欣赏我，第二天的床位安排，我从地板上靠近厕所这个最糟糕的床位直接一跃在通铺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不同于过渡仓人满为患的情形，21仓拢共只有二十个人，所以通铺上的位置十分宽敞，这安排是袁哥特意吩咐阿亮去做的。

仓里和我一样不用干活的有五人，袁哥、华哥不必说了，阿亮是负责记账的，我受到袁哥照顾，还有一个人叫王琳，他和袁哥是仓里唯独两位用钱疏通了关系的人。

王琳模样长得端正，一身的腱子肉，腰腹部有一条歪歪扭扭的纹身，图案依稀看得出来是条龙，纹身扭曲的原因据王琳说，是因为纹身的时候身体还十分肥胖，瘦下来纹身便走了样。

他涉嫌的罪名是贩毒，被警方在家中起获了五公斤毒品，在看守所里，案情细节一般不会和旁人说得过于详细，刚开始我问王琳案情时，他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后来我先讲起自己的案情，他才逐渐敞开了心扉。

王琳声称自己贩毒，刚开始只贩不吸，后来还是沾染上了毒瘾，说起贩毒的原因，纯粹是为了“好玩儿”，他说，从小看过很多港片，觉得影片中的毒枭都特别酷炫，他为此刻意去减肥，去学习泰拳，二十八岁那年关掉了一直经营得不错的烟酒行，通过关系开始走上贩毒之路。

他还洋洋得意地告诉我，其实警察布控抓他以前，他早早知道了消息，开车的时候后面跟踪的车，和电影里跟踪的方式同出一辙，周围监视他的便衣警察，也都被他一眼看穿。

我问他既然知道消息，为什么还会被抓呢？王琳说，这样才好玩儿啊，跟耍猴儿似的，不过棋差一招，玩脱了。他还说，其实家里藏着的毒品，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倒进马桶里冲掉，但他还是留着，为什么呢？

王琳眨眨眼睛说：“算是给警察的战利品。”

我听说吸毒会影响中枢神经，通俗地说，就是伤脑，我听王琳一本正经地说起他的故事，怀疑他是不是吸毒吸出了幻觉，又把幻觉当成真实，因为他的逻辑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

大多数时候，王琳看起来都不像是贩毒的人，仓里有一个在走私冻肉的船上做船员的18岁印尼男孩，刚来到21仓时无依无靠，是王琳照顾着，给他吃的和用的，还有香烟，作为报酬，这位印尼男孩教王琳英语。

我和印尼男孩聊过几次天，他会简单的中文，只是用中文交流，依然存在着障碍，他的口头禅是“一点点”，问他会不会说中文，他说一点点，问他想不想家，想不想爸妈，他也说一点点。

每当有人问印尼男孩想不想回家时，王琳都会及时地制止他们，因为每当别人问起这个问题，印尼男孩都会笑着说一点点，但眼眶早已经湿润。

王琳告诉我，印尼男孩中国被捕的消息，他的父母都不知道，在他的父母那边，印尼男孩算是失踪状态。

我问王琳，说像印尼男孩这种情况，不是应该引渡回印尼嘛？王琳还没有说话，在一旁的阿亮接过话茬：“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哪里敢跟中国要人啊？我们只能在中国判了，坐完牢了，才可以回国。”

王琳虽然疏通了关系，算是在押人员中的特权阶级，但他却不管仓里的事情，对谁说话总是一副眉开眼笑的模样，我没有见过他真正动气的时候，如果不是知晓他因贩毒被羁押，他看上去是仓里最不坏的人，高度自律，每天准时写日记背英语做俯卧撑，还有一本专门拿来画漫画的本子，封面被他用大头笔写着【正义毒枭】。

有一次王琳去见律师，回来告诉我，律师跟他说，他的量刑大概在二十年左右，今年他三十岁，减刑出去应该四十多了，坐牢的这些日子，他想要把没有受过教育的遗憾弥补回来，打算自学课程，出狱后重新做人。

他是一个万恶不赦的毒贩，似乎属于他的蓬勃朝气迟迟到三十岁才发生。我问他后悔贩毒吗？他摇摇头又点点头，充满遗憾地说：“如果不是被抓进来，我这辈子都会浑下去，去到监狱里，每天没有事情做，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学习……唯一的不好，是等到我出狱的时候，父母可能都不在人世了吧。”说完他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21仓的第五天，袁哥找到我，他问我：“听小黄说，你在14仓管操练？”

我看到站在袁哥身边的小黄朝我打眼色，我了解他的用意，我猜袁哥应该不会去14仓求证，于是厚着脸皮撒了个谎，其实我在14仓只有被操练的份儿。

那天开始，袁哥便让我管21仓的操练，作为一个新人，想让一群老油条听我的口令显然是个难题，但好在袁哥已经和管教报备过，管教也同意了他的建议，我便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在每天的操练中，狐假虎威地发号施令。

我当时没有预料到的，自从我开始负责操练以后，我在21仓的地位隐隐地扶摇直上，有一天一个盗窃犯向我套近乎，奉承了一句：“乐哥，袁哥对你真好啊，管操的人在仓里可是三把手。”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袁哥让我负责操练的用意，应该是想确立我在仓里的地位，以补充我享受特权的合理性，果然从那天以后，其他在押人员已经将我当作21仓的管理者之一。

自从我负责操练以后，华哥对我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不再和我闲聊，拿烟给我时，也显得格外不情愿，甚至提醒了我一句：“阿乐，我是管烟的，你不做事，却比做事的分得多，其他人会不服气。”

到了第八天，华哥派烟时不再单独派烟到我手上，而是派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指了指我对那人说：“你和他分一根。”这已经等同于翻脸了。至于翻脸的原因并不难猜，无非是感觉我威胁到他的地位了。

既然华哥的态度明确了，我自然不能再受他的恩惠，干脆连那半根烟也不抽了，当然我也没有去跟袁哥告状，这样反而会让袁哥看轻，我十分清楚自己在21仓能够拥有特权的原因，无非是源于袁哥的欣赏，我想要在看守所过得舒服，就不能让这份欣赏变了质。

虽然我没有去告状，但袁哥也察觉到了华哥态度的变化，有一次开火时，我没有去风场，而是坐在通铺上看书。等到抽烟的人都抽完烟进来，袁哥再单独把我叫出去，给了我一根软中华，袁哥先是看着华哥的背影骂了句：“宝批龙，又不是他的烟，要死的人耍什么心眼。”

说完袁哥给我点上烟，告诉我：“以后你都去我箱子里拿烟，这烟是老子的私烟，谁他妈敢有意见？阿华这个人，跑去管教那里告老子的状，妈的，老子想对谁好他管得着？白眼狼。”

对袁哥这番话，我没有发表意见，其实对华哥的观感我内心也十分复杂，我还记得他递给我的那一盒牛奶，还有上一任仓头留给他的茶叶。后来我母亲来看守所买了一些物资给我，我回赠了华哥两盒杏仁酥和一箱牛奶，但依然觉得亏欠了他，可能是因为他的东西不多，妻离子散也没有亲人给他汇钱，而我除了母亲买来的物资以外，看守所的个人户头上还有五千元钱。

本来我还想着，等我释放以后，给华哥汇一千元钱，但现在想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其实华哥和袁哥本来就不太对付，因为袁哥以前只是21仓的二把手，前任仓头对待华哥特别好，管烟的位置就是前任仓头给他的，原本华哥想着前任仓头离开后，他就能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新的仓头，最后仓头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袁哥头上。

“一个杀人犯，没有交钱，还想做仓头，呵呵。”袁哥冷笑着说，看样子对华哥，他同样心怀怨怼。聊到了交钱，袁哥便顺着话头往下讲，在讲这个话题前他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听完后烂在肚子里就好了。

“阿乐，管教其实对你也有些意见，毕竟你没有交钱，如果你真的能够取保出去，那我还可以照顾你这段时间，但检察院要是批捕了，我也管不了你那么久，毕竟我交一份钱，总不能管两张口。

这些话，虽然管教没有明说，但他应该是想让我转告给你，等你想通了，要交钱了，你要这么做，你去跟管教说，想让管教给你家里人稍话，你写张纸条，把事儿说清楚，留个电话，管教会让你家里人请他吃饭，吃饭时，那张纸条就会交到你家里人的手上，之后的事情，你家里人会处理的了，钱不用太多，几千就行，当然交越多地位越高，我就交了五万。”

我没忍住脱口而出：“真他妈贪啊，所有管教那么明目张胆地贪，没有人管？”

袁哥一副看你还是太年轻的表情，对我说：“管教拿到手的钱，上交一部分给中队长，中队长拿到的钱，上交一部分给大队长，大队长拿到的钱，最后到谁手上？”

我恍然大悟，袁哥继续说道：“现在在看守所里购买东西很便宜是吧，那是因为你来得不巧，春节前看守所被整治了，物件一律和外面持平，但同时我们也少了很多享受。本来春节前，有钱的人根本不用吃这些猪食，50块钱一盒烧鸡，顿顿可以加餐，再早两年，你就是想吃肯德基，管教也能给你带进来，甚至……”

袁哥似乎感觉自己说得有些多了，便止住了话头，再次叮嘱我“烂在肚子里，说出去对你我都不好。”我嘴上答应了下来，心里却愤恨难当，想着释放后我一定要把这些弯弯道道的脏东西一股劲儿抖落出去。

我没有理由不感到愤恨，如果不是派出所扭曲事实将我定为【寻衅滋事罪】网上追逃，在我自首后又故意拖延，迟迟不将材料提交至检察院，我早该取保候审，何苦在看守所里勾心斗角。当然，如果当时的我能够预见到今日的境况——恰好是因为【寻衅滋事罪】这个名目，导致检察院三次因“证据不足”驳回至公安，公安也放弃了继续搜证——那我一定会在心里默念：好家伙，作茧自缚不是？

至于酒店方和派出所之间的龃龉，只能说是酒店老板自食苦果，怨不得谁，如果刚开始对方按照客观事实合法办案，我想我早就领到了一纸判决，而不是有可能因祸得福反而无罪——伤者在拿到赔偿款后，因为他的“老大”要瓜分他的钱，干脆连酒店老板垫付的医药费也一并赖掉，于是悄悄出院后立马携款逃走了，至今一年半过去依旧下落不明，就算这时候想要亡羊补牢，将我的罪名变更为故意伤害罪，可伤者都找不到了，没有最终鉴伤，一样是证据不足，在各种恶念贪欲交织下，才最终闹出这样一出乌龙。

以上都是后话了，在消息闭塞，书信不通的看守所——虽然看守所权利义务上写明通信是每个在押人员都有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向管教缴纳了一定数额“保护费”的人才有，更多的在外亲人寄来的书信，最后都消失无踪——我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一切，燃眉之急反而是如何维持自己在21仓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为可能发生的检察院同意批捕情况下，提前为自己谋划好出路。

在21仓待了八天，开庭后移送监狱的人走了俩，刑期不足半年在看守所继续服刑但是转去后仓的人走了仨，狭窄的监室一时间竟然略显空荡。

有人离开，自然会有人进来，这一批来到21仓的人里，白净的湖南人涉嫌一宗命案，名字叫大旭，大旭来时派头极大，不仅自带一条香烟，还从11仓搬来两大箱物资，通常在过渡仓就能拥有物资的人，只有轮值员。

同样从11仓转来的，还有一个叫宋雷的胖子，是看守所的常客了，惯偷。他有一门做菜的手艺，不盗窃时在酒楼担任主厨，按理说收入不低，没必要去盗窃，可宋雷说，他盗窃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追求刺激，说白了就是盗窃成瘾。

大旭和宋雷的相处模式中可以看出，他俩即使到了新的环境，依然尊卑有序，大旭经常会吩咐宋雷干活，例如冲泡面和洗苹果一类的琐事，于是其他在押人员很容易得出“大旭来头不小”的结论，华哥便率先过去套近乎，和大旭聊得有来有往。

原本靠躺在叠好的被子上休息的袁哥穿上拖鞋走到风场上，他背负双手，走到蹲在地上抽烟的大旭和华哥面前，华哥拍了拍屁股站了起来，大旭抬头看向袁哥。

“11仓来的？犯什么事了？”袁哥之前从来不问新人这些问题，这回是头一遭。

“哎别提了，野猫酒吧门口不是打死个人么，我没动手，就站在旁边看了一眼，运气不好呗，应该得判个三五年。”大旭自嘲地说。

“哦，我听过说这事儿。”袁哥点点头，接着说：“你们11仓的老大我也认识，我是这个仓的头儿，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叫我袁哥就行。”

“哎哎，好嘞，谢谢袁哥。”大旭笑着应了下来，然后说：“您看我那两箱子家伙有没有用得上的，尽管拿，要不，我给您一包烟？”

袁哥眼睛眯了眯，摆摆手说：“你自个儿留着吧。”说完便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吃过晚饭袁哥和我聊天的时候，袁哥不屑地提了一嘴：“酒吧看场的保安，没文化的野蛮人，要是出去外头，给我开车都不配。”

隔天操练，我在队列前头喊口号时，大旭突然喊了声：“停停停！口号哪是你这么喊的？你会喊口号不？”

我像是被揪住了软肋，喊口号这事儿我确实撒了谎，在过渡仓里我只听过阿杰喊，并没有自己亲自喊过，但在大旭来以前，还没有人说过什么不是。我有些心虚，但还是中气十足地说：“我在14仓就是这么喊的。”

大旭走出队列，站在我面前，说：“来，你喊喊看，原地踏步走怎么喊？”

也许是因为我在21仓能够负责操练本身就是凭着一个谎话和袁哥的照顾，所以心里没底，只好看了袁哥一眼，袁哥没有在风场，而是坐在通铺上闭目养神。眼看袁哥是不管这事儿了，我便强自镇定，大声喊了一段口号。

“停，给你听听正确的口号是怎么喊的。”大旭打断了我，转身看向发出窃窃笑声看热闹的众人，声音洪亮地喊道：“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好好改造！服从命令……”

所有人一边原地踏步一边跟着大旭喊了起来，我怔怔站在原地，过了会儿垂头丧气地走进了队列，我知道21仓负责操练这个位置，从今天开始就不属于我了。

当天阿亮找到我，说：“以后每天下午的学习时间，你来带大家读看守所规章则度和唱歌，袁哥安排的。”

这等于袁哥已经默认了大旭抢走我管操练的位置，领读的工作原本是阿亮负责的，分给我，大概是袁哥存着补偿的意思，领读虽然不如管操练那么威风，但好歹算一个管事的。

领读这个活儿，尴尬之处在于，每当到了读完看守所规则制度后的唱歌环节，五音不全的我就要当众扯着破嗓子，吼上几句被改编得奇奇怪怪的歌词：“有一天警察匆匆抓你去，爸爸妈妈我出狱来看你，预备，唱！”然后坐在通铺上的人便笑得歪歪斜斜。

我以为大旭“夺权”以后会消停，没成想他仍然不打算放过我，似乎我在仓里格外让他看不顺眼，其他的人他从不去调侃，偏偏每次都当着袁哥的面，对我说些阴阳怪气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是在看书的时候，他问我：“阿乐，袁哥对你那么好，是因为你会写书？江湖骗子吧，你可别装了啊。”

我没好气地回他一句：“我会不会写书，关你屁事？”

“哟呵，脾气挺大。”大旭坐下来搂着我肩膀：“别生气，随便聊聊，你说你会写书，你写一篇文章给我看看呗？”

我本来就对他操练那天害我没面子耿耿于怀，语气自然不好：“写出来你能看懂？更何况，你说写就写？你给我稿费？”

“稿费嘛，值几个钱，你说。”大旭笑呵呵的。

“千字一千。”我忍住不快说。

“哈哈哈哈。”大旭乐不可支地指着我说：“一个字一块钱？你写的字镶金的？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作家啦？那可别在21仓埋没了人才，快转去文化监室吧，每天都有抽不完的烟，还不用干活。”

我心里嘀咕着，难道他是看我每天抽袁哥的中华烟而觉着不爽？同时，他提到的文化监室让我心中一动，向管教行贿这个法子不必考虑了，但如果检察院批准逮捕，我真要在看守所待上半年，去文化监室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袁哥和我聊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他已经没有前段日子那么从容，自从大旭来了以后，原本每天固定出去管教室喝茶的人除了袁哥以外多了一个大旭，听袁哥说，大旭所在酒吧的老板给每位被捕的人都铺好了路，为此花了不少的钱。

我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除了小黄阿亮和宋雷以外，其余人都不太搭理我，宋雷之所以和我亲近，或许是因为同样被大旭欺压的缘故，他在看守所做厨师的老乡，每顿饭特意给他装了满满一盒的猪肉，在每人每顿饭只有一块猪肉的看守所里，这可是让人眼馋不已的福利，只可惜每次猪肉一到，大旭都理所当然地将那盒猪肉据为己有，宋雷对此敢怒不敢言。

私底下宋雷跟我抱怨过，但每次大旭拿起那盒猪肉走到宋雷面前，夹出几块猪肉放到宋雷的饭盒里，宋雷还是会瓮声瓮气地说：“谢谢旭哥。”

大旭已经隐隐威胁到袁哥仓头的地位，在此之前仓里出了两件事，阿弟和黄老头打了一次架，袁哥被管教拉出去训了一顿，过两天所长巡视时，仓里卫生搞得乱糟糟，在所长那里挨了训的管教回到仓里发了一通脾气，当着所有人的面对袁哥说：“你这仓头当不好就别当了。”

这对袁哥在仓里的权威打击颇大，很多人对袁哥的言行已经不太尊重，华哥更是好几次直接和袁哥呛声，作为袁哥特殊照顾的“小弟”，我的境况更不必提。

有一次做完手工，到了派烟的时候，华哥临时改变了规矩，原本前三名每天每人可以抽两根烟，现在变成了只有头两名有两根烟，第三名和其他人一样，只能抽半根，对此华哥的解释是：“仓里的烟按照以前的规矩不够发了。”

那天完成量排第三的人刚好是脾气暴躁的阿弟，他不服气地问华哥：“烟不够了？烟不够你每天抽四根？烟不够，干活的人没烟抽，不干活的人抽掉一半还多？”

华哥抽着烟，冷笑着说：“我可以抽烟是龙哥（前任仓头）安排的，你有意见去跟管教说去。”

阿弟说：“好，那其他人呢？其他人为什么不干活可以抽烟？”说着阿弟首先看着大旭，过后又看向王琳，然后看向王琳身边的印尼男孩，这些人都是不干活却有烟抽的，可阿弟最后却伸手指向我：“阿乐凭什么可以抽烟？”

华哥和大旭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看着我，我突然被指到也是一时有点茫然，我是没想到阿弟会拿我撒气，他是我的初中校友，可能因为让家人失望透顶的缘故，没有亲人给他汇款，我在仓里得势时对他挺好的，不仅牛奶泡面给了他不少，偶尔他没有做够任务没烟抽时，问我要烟，我抽剩下半根烟都会给他。

那时候一口一个乐哥叫得可勤，现在就变成阿乐啦？

袁哥慢慢踱步出来，看了阿弟一眼说：“他抽我的烟，关你什么事？”说完又看着华哥，指了指他手上的烟说：“按老规矩发，有问题你让管教找我说。”

平息事端以后，袁哥拉我到没人的角落，告诉我：“以前就让你别和阿弟这类人混在一起，斗米恩升米仇，我敢说今天他拿你撒气，很大原因是眼红你能够抽我的烟，看守所里有一点好，人心不如外面那么复杂难猜，一个人的好坏，不需要多久就能看出来。”

我想了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阿弟平素为人冲动易怒，喜欢斤斤计较，总是喜欢将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归咎于他人，在看守所这半年，他没有忏悔过自己犯下的错，反而声称，早知道打重一点，说起家人，他不无恨意地说：“如果我爸妈肯赔钱，我就不用在这里待那么久了。”

回溯阿弟的人生轨迹，他初中时便是差劲的学生，酗酒打架，被开除后，父母花钱托关系让他上了职高，他在职高天天翘课，去酒吧夜店，还染上了毒瘾。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反之亦然，父母常年在外谋生，在成长环境中，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构成他乖张性格的重要因素。

后来我被取保时，阿弟仿佛失忆了一般，凑到我跟钱套近乎，一定要我给他一位“生死兄弟”打电话，让他的兄弟给他汇点钱进来，我心软答应了，等我打电话给他兄弟时，听到那边传来搓麻将的声音，听我说完后，他虽然客气地道谢，可藏不住语气中的敷衍，半年后我好奇询问了释放后的小黄，小黄告诉我，在他离开以前，依然没有人给阿弟汇过一分钱，阿弟最终被判一年三个月，转移去了监狱服刑。

这次小小的风波过后，我意识到自己在仓里已经没有地位可言，袁哥频繁地提起，暗示或明示地说，让我给管教交“保护费”，要不然他在仓里的处境很为难。从袁哥的态度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和大旭的到来，袁哥对我可以取保候审已经失去了信心，他更希望我通过交钱成为他压制大旭的一枚棋子。

我虽然对袁哥的照顾心怀感激，但不会被他利用，此时距离我初到看守所已经过去30天，在上次检察院提审时，我问过自己取保候审材料的事情，检察院坦言没有收到，我不知道事情出现了什么变故，但心里相信取保一事已经希望渺茫。

大旭来到21仓以后，床位经管教调整，我睡到了大旭的左手边，而睡在我左手边的人，是黄老头，黄老头很臭，四月的南方持续高温，他依然穿着冬天被羁押时衣物，加上最外面的号服，裤子足足穿了四条，有一条还是闷不透风的保暖裤，半年的时间里，这些衣裤他从未换洗过。

我即便和大旭不对付，可生理上的抗拒还是战胜了心理上的抗拒，我不得不尽量靠近大旭睡觉，被问及原因，我只好坦白说了。大旭说，这好办，于是在第二天我看到黄老头换下了从未换洗的衣裤，将一桶清水搅得墨汁一般。

大旭叉腰站在黄老头旁边，监督着他洗干净这些衣物，而黄老头一边洗衣一边抹眼泪，他不换洗衣裤的原因大家伙儿都明白——每当有人释放，管教都会喊那人名字，让那人换衣服走，黄老头连换衣服的时间都不愿等候，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

我突然感觉黄老头有些可怜，可他实在太臭了，大旭此举在仓里博得了人心，就连我对他也减少了厌恶。大旭后来告诉我：“老黄也是可怜人，你知道他咋进来的不？他是给走私船搬货被抓的，这么大年纪了还得出去搬货，可想而知他的子女多不孝顺。”

大旭还告诉我：“我让老黄换洗衣裤，其实是为了他好，不信你看着吧。”

黄老头换上一身清爽的号服以后，心态似乎缓和了许多，原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现在却会坐在麻布袋上晒太阳，跟人聊天说笑了。有一次我在风场散步，黄老头主动问我：“知道红苕是啥不？”

我说：“红薯呗，红苕是红薯的别称。”

黄老头挠挠头，不解地喃喃道：“瓜娃还晓得成都话哩？”

大旭在一旁接过话头，和黄老头唠起嗑来，我继续散步，想着为自己早早谋划出路，调去文化监室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怎么去，是个难题，如果我去找管教提，管教肯定不会放人，袁哥透露过，管教对我在仓里拥有特权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因为感觉我有交钱的“潜力”，算是半熟的鸭子，让袁哥代我提更不可能了，我要是拍拍屁股走了，他不是白对我付出那么多了？

我还在想着，抬头忽然看见大旭捂着胸口靠着墙壁坐倒，他嘴唇苍白，喘着气，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不出话来，我急忙大声喊道：“袁哥，阿亮，过来看看，大旭不行了。”

阿亮过来看了一眼，回头去摁警报铃，可惜警报铃年久失修，摁了半天都不出响声，袁哥坐在小窗口前，往外喊着管教的名字，我扶着大旭坐正，给他喂水，大旭好半天缓了口气，指着胸口说：“心脏，跳，老毛病了。”断断续续说完，大旭又开始喘，说不出话。

过了一会儿管教听到袁哥喊声过来了，打开铁门后，不急不忙地站在大旭面前，看了一眼便出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管教领着看守所的医务人员进来，医务人员蹲下来粗略地检查了一下，拿出几颗药丸给大旭服下，然后就离开了。

管教看了一会儿，留下一句：“等他休息好了就抬进去。”也离开了。

看大旭脸色煞白那样儿，我当时真的很担心他会猝死，好在吃完药后他有所好转，被人搀扶着回到监室内后一言不发，到了夜晚睡觉时，他转过身来问我：“是不是进了看守所，就都是贱命一条了？”

虽然我也觉着，进到看守所那一刻，就没有人权可言，但还是安慰大旭：“放心，真有生命危险他们不敢不管的，毕竟……死了人，管教要担责任的。”

大旭转回去，好久不说话，在我以为他睡着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说：“其实我很嫉妒你，你就算不能取保，判完也大概率缓刑，我当时只是站在旁边看了一眼，却要在监狱里待上三五年，上周律师找过我，告诉我，我这种情况是无法取保和缓刑的。”

“在看守所里当老大，还不如在外面当个屁民。”大旭唏嘘不已。

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刚来看守所时，觉得三定位坐着已经很折磨了，可后来发现，坐牢最大的惩罚绝非是肉体上的，那种茫茫然不知命运，失去自由的精神上的痛苦，才是真正伴随一生的。

经过这次谈话以后，我和大旭的关系缓和了许多，虽然他依然对我会写作这件事情充满怀疑，但至少不会当众DISS我，在第三十二天，我和大旭坐在窗口看风景时，话赶话聊到了文化监室，恰好文化监室的管教从窗边路过，大旭急忙喊住了他：“裕哥，我这儿有个写作的，想去文化监室。”

过了一会儿，文化监室的管教走过来，喊我出去，我回头看大旭，大旭朝我挤眉弄眼，未必没有心存看我笑话的意思。

和文化监室的管教聊了一通，我将自己出版过的作品一股脑地告诉了他，甚至连当时关注者不到两万的知乎账号都抛了出来，最后得到了他“如果批捕，我来找你管教要人。”的保证后，我回到了21仓。

回到21仓我心里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算不能取保，我也有了退路，大旭听我说完，表情复杂地说：“记住哥的好啊，去到文化监室给哥递包烟。”

袁哥坐在一旁，没有发表意见，他已经两天没有找我谈话了。

到了下午的领读时间，我起头唱了一句：“寒风飘飘落叶，狱中有朵朵绿花……”仓友们却奇怪地没有吱声，愣了好久一道声音才在我耳边炸开：“廖家乐，换衣服了。”

在看守所待了32天，我已经不抱希望的情况下，终于被取保释放了。

我当众脱下了裤子，狠狠地在上面跺了一脚，不断有人过来说着祝福的话，或者托我向亲人稍话的，袁哥走过来问我，我剩下的物资怎么处理，我让袁哥安排，袁哥满意地点点头，让我经常写信给他。

接我离开的，是案审大队负责提审我的赵警官，我想跟管教道个别，管教却黑着脸不理会我，我心情大好，那天阳光明媚。走在路上，赵警官问我：“吃过苦头了，后悔拿刀没？”

我摇摇头，笃定地说：“不后悔，我的父亲被七八个拿着消防斧的人围着，作为儿子明知犯法还是要去的，人嘛，情感总会大于理智，但是我又不会武功，拿着刀可能要坐牢，不拿刀可能会死，我当然不想死啦。”

“重来一次，我还是会拿刀。”我对赵警官说。

签文书时，我想起在看守所认真学习的王琳，他在仓里对我颇多照顾，我对他印象很好，就问了赵警官一句：“赵SIR，我有个仓友，藏了五公斤毒品，要判多少年啊？”

赵警官哼了声说：“判多少年？枪毙几次都不够。”

这句话让我心头沉甸甸的，离开看守所时，原本轻盈的步伐也凝滞了几分。到了大门，看到在车边等候我的母亲，瞬间一切烦恼都被抛到了脑后。

我听母亲说起我在看守所32天中，外界发生的事儿，可算是云波诡谲，在我被释放的前一天，酒店老板依然大言不惭地说：“停止维权，放弃拆我的停车场，同时赔我五十万，不然让你儿子坐一年牢。”

母亲心有余悸地说：“我差点被唬住了，可我还是不相信，难道真的没有王法啦？”

释放后我得知了许多自首前不知道的内幕，其实案发当天酒店老板也在现场，他非但没有阻止，反而有推波助澜的嫌疑，母亲甚至怀疑整件事情都是酒店老板的谋划，就是因为十年前酒店停车场违建时，父亲曾经上访维权的缘故。

我松了口气说：“可我还是放出来了。”

母亲有了笑容，说：“对啊，接下来该酒店老板发愁囖。”

回家后不久，只身前往深圳工作的我，委托母亲替我寄两封信和赠予物资，一封信是寄给21仓的袁哥，一封是给14仓的杜哥，物资送到了，信却没有收到回复。半年后小黄刑满释放，他还替袁哥稍话给我：“东西收到了，为什么没寄信来？”

等我再回到珠海，前往看守所寄信时，袁哥已经转去了监狱。

随着母亲和街坊们多次上访，拖延半年的城管局，还是将铲车开向了酒店停车场，可最终只是铲掉了保安亭和围墙，违建的化粪池和停车场被保留了下来。

恼羞成怒的酒店老板散播谣言，制作了一份H5在朋友圈传播，倒打一耙诬陷我的父亲将停车场和整片住宅区的违建拆除，其实拆除这片住宅区的违建是酒店老板的手段，为了是让街坊们顾及自身利益停止维权，可街坊们并不受他的要挟。

我母亲特地就此对酒店老板下了结论：“一个小人而已。”

终于，最终在信访局的一场会议上，敲定了酒店的违建部分，虽然城管局百般拖延甚至说出：“现在拆得已经可以通消防车了，再拆要征得业主同意。”这种毫无道理的话，虽然酒店老板带着一群人想要阻挡城管局的依法拆除，可还是没能保住本该在十年前就拆除的违建停车场。

拆除当天，我陪母亲爬山，回来经过酒店，我看着悬在空中巨大的铁铲，毫不留情地落下，震碎地面，碎石滚落，尘土飞扬，心中说不清怎样的情绪堵在心头。母亲却不看一眼，说：“走吧，没什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