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记录一些春节时期听到的，外公的故事

一．

项加水的前半生，过得很闷。

三岁那年，一个他不曾谋面的妹妹于产房中带走了他母亲。草草结束丧事后，父亲带他到大伯家，指着床上的大伯说：

“以后你就喊他爸。”

他懵懂地进了屋，懵懂地喊了爸，妈。他的‘爸’横着一条瘸腿，向他微笑，而他的‘妈’端坐在木椅上，望向他的眼神让他浑身发冷。

这天，溪上村下了好大一场雪。村里人都说，这是瑞雪。但在百里外的南京城，日军刚刚在城墙上插上膏药旗。加水丢掉了一个家，和许许多多的孩子一起。在那年，没有人知道，孩子与孩子的国，都将去哪。

二.

木工行里分门别类，罗圈匠、箍桶匠、模子作、点子作.......一行有一行的器活，而加水的大伯便是大木匠，梁柱门窗隔窗都是他的手艺。他的木工极好，十里八乡的屋舍都请他督建，名望自然也极高。娶妻那年，他办得是全彩妆，锣鼓号声响了一路，那场面直到二十余年后仍被村人在嘴里咀嚼着，连带着那媳妇一起。

媳妇是双庙人，和溪上隔了一个乡。她来时，嫁妆盒里带了三块银洋和一副银镯，都雕着龙纹。她的举手投足端正雅致，面容也秀丽，乡里人都说那是个深闺小姐，也只有大伯这样的大木工才浮得住这般深水。

而加水只知道，家中那个瘦黄尖脸的女人让他很害怕。

她不让他喊她‘妈’，不让他哭，也不让他乱跑。饭桌上的规矩更加多，什么人坐什么座，碗筷如何摆，吃饭如何吃，稍有违她心意，她便用那双眼盯住他，盯得他后背发毛。

和其他农家妇女不同，她不打孩子。她喜欢拧。她不剪指甲，加水一犯错，她就拧他，两个长长的指甲往嫩肉里死抠。她做的针线细致，拧人的力道也细致，若不细看，便也看不出伤痕。有时大伯进屋，她便收了手，轻轻抚摸他的头，用她那口吴侬软语笑着问：

“宝贝啊，为什么哭啊？”

三.

长大后，加水常上山帮家里砍柴。背起柴篓，拿起柴刀，那便是他唯一能逃脱那女人的时候。在村头巷尾，总有乡人问他：

“你是大木工家的？”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一言不发地走了。

溪上村就几十户人家，木工家中多个孩子，大家很快便都知道了。有人诧异：

“应四妹不是生不了吗？”

这时候就有人说：

“是他弟弟送过来的呀。大木工哪来的孩子。”

加水听到这些议论，并不驻足。他只是往生父家看一眼，便朝着窄小的青石道上去了。

四.

青石道是邻村一个石匠铺的，直通到大伯家门前。这条道是大伯主张修建的，串起村中的每一户，当年提出要修时，他说：

“请石匠的钱，我出一半。以后，咱们就不怕裤脚上沾泥巴啦。”

加水同样不知道这些，他只晓得，裤子脏了会被拧，所以他砍柴时也分外小心。大伯外出做工时，整个房子就只有他与伯母两个人。房里万般寂静，只有木头的霉味让他感到时间的流逝。伯母做饭时，他就把头埋到柴堆里；吃饭时，他就把头埋到饭碗里；饭后，他把头埋到课本里。

或许是常年累月地“埋”着，他的成绩是班中最好的。

五.

加水没练过字，可他的语文老师从未见过字写得和他一般好的学生。

他亦没练过算数，可数学课上，他总能算得越快越准。

他记性也好，古诗文念而成诵。纪律更好，从不与人打闹。老师常与伯父说，这孩子哪哪都好，就一个问题：不敢说话。

伯父回家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晓得，只听得伯母的锅铲在锅底铲出尖锐的声响。

小学毕业后，伯父想让他去读初中，伯母却说，他手脚麻利，在家里做做活多好。

夫妻两个吵起架来。加水他听到伯母说：

“我迁就你那么多年了，听我一句不行吗！”

‘迁就’是个耐人寻味的词。大伯老实，又能挣钱，也不打老婆，加水不知道伯父除了一条瘸腿外有什么配不上那女人的。那时他已听伯父说过，那条瘸腿是一个猎户走火弄伤的，两人本是好友，这伤什么也没赔就过去了。他问伯父：

“这也能忍吗？”

现在，他望着大伯低下头的模样，似乎知道了为什么。他第一次觉得，心中好闷，可他不敢吐气。他像只鸵鸟般将头埋进了膝盖，看不见女人的脸也看不见未来。

六．

在故乡，把女儿从县城嫁到山村，往往是让娘家丢脸的事。但在1958年的二月二，陈冬仙的父母仍把她送到了溪上村。冬雨初霁，满土路的泥泞，路边的群山紧紧咬着天空，脚下的河流得缓慢，陈冬仙觉得自己好像进了张巨口。她望着远处寒酸的屋舍，掩面哭了起来。

她安慰自己，或许那个未曾谋面的新郎会是个好人。他们行完了婚礼，洞房里掀盖头的那一刻，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多少年前，当应四妹第一眼望见小加水时，同样的嫌恶也曾浮现在她的眼里。

他丑，太丑了。黑脸，塌鼻子，小眼睛，嘴里还一股腌萝卜味。洞完房后，她呆望着天花板，怨念烧到了另一个时代。

那年，她年轻的父母撞上了一场饥荒。他们沿村路乞讨，行将饿死之际，一个瘸子把他们喊进了自己家。他们就住下，白吃了一个月的饭。临走时，她父亲指着母亲鼓起的小腹，又指指六岁的加水，说：

“若是生了女儿，便配给你们家作儿媳。”

多少年来，这句话支撑起她的无数幻想，如今都已在床榻的摇晃声中破碎。她听着丈夫的鼾声，觉得天要塌了。

七.

新婚后的第三个礼拜一，加水出门上班了。他有个不错的单位：朱溪乡的良种繁育场。场长选人时，想找个老实人作会计。多年来，大木工儿子的纯良已在乡中出了名，作为一个小学毕业生的他，就这样毫无阻碍地拿上了红印章。

当会计的第一天，他在食堂一顿吃了四个馒头，就着一大粥与咸菜，都是别人帮他拿的。他太惊讶了，原来吃饱饭是这样的滋味。一张黑脸让大伯母的厌恶贯穿了他的童年，他记得每次家中杀鸡，按大伯母的规矩，大伯吃鸡头鸡腿和鸡翅，她自己吃一个鸡腿和鸡翅，大哥吃一个鸡翅一块肉，剩下的肉几个兄弟姐妹每人一块，而他只有一个翅尖和一口汤。

如今小小一个红印章就让他吃饱了，他又惊又喜又悲。大伯母的那张脸浮现在眼前，他摇摇头驱散掉，开始认认真真地工作。

工作初的一个月，妻子与伯母都对他和声细语的。早晨起来，他沐浴着天井的阳光，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到自己是个人了。但到月底，场里发工资时，他揣着十几块钱兴冲冲地往家跑，却又看到伯母立在家门口。

他上前，刚要问好，她便向他伸出手：“外套给我。”

她的手往他的口袋里一摸，把钱都放进自己的围裙里，又问他：

“有没有私藏？”他呆愣住。妻子正从门后望他。他说：

“没有了。”

八.

没有了。

这是陈冬仙与加水争吵的开始。男人的窝囊让她难以置信，她数落他，他愈沉默，她骂得愈大声。

而婆婆就在一边，边打着针线边听，听了一个晚上。

第二日加水下班时，她又去翻他的口袋，这次翻出来的是几寸布票。她扬扬手放他进去，身后又响起骂声。

第三日，第四日，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如此。陈冬仙夜夜抹着泪骂他，而他甚至连吭都不吭一声便上床睡觉。他不哄人，也不辩驳，他只吞咽，咽下自己的窝囊，婆婆的强势，妻子的嫌恶，胃口大到让陈冬仙绝望。

可有一天，她只说了两句，一个耳光就抽到了她脸上。

“你怎么敢的？”

在他眼里，她第一次望见了疑惑与恼怒。

“你算什么东西？”

又一记耳光。她被抽得发懵。

“老子的钱，想给谁给谁！”

一阵闷响，天旋地转。那是柴刀柄抽到了脸上。她哀哭着滚下楼去，一路跑到麦场，而加水就拎着刀在后面追。

“别追了！别追了”

“我打死你！打死你！”

就这样到了后半夜，她逃了出去。群山间呜呜响着风声，她不敢停下脚步，生怕她红了眼的丈夫会一刀砍过来。溪上到县城的二十里路，她只跑了不到三个钟头。

九．

陈冬仙跑过不止一次。

新婚后的第三天，她第一次下厨房，饭菜端上来时，大伯母的责骂就让她流了眼泪。她不懂，为什么要先上菜再上主食，为什么自己不能坐在东边的条凳上，为什么腌好的笋干连动都不能动一口。她用眼神向丈夫求助，而丈夫喝着粥，比驴吃草还安静。

两天后，她跑了。跑到一半，外公把她拽了回来。七天后她又跑了，这次是大伯母把她拽了回来。在卧房里，她听到婆婆对公公说：

“就该弄把锁把她两条腿锁住。”

鸡叫时，她看到公公拿着刨刀刨木头，又跑了。

她从未想过自己能逃跑成功，在娘家，她发誓自己再不回那个穷山沟了。她母亲听完她的遭遇，只哄她睡觉。一种久违的温暖回到身上，她哭了。

这之后的半个月里，母亲一遍遍给她描述当年的情景，又说婆家没了她会怎样怎样可怜。年轻女子的心总是软的，当一场夏雨将街道洗了个干净，一辆轿子停在陈家门前。母亲说：

“回去吧？”

她抚摸着小腹，似乎早已预感到这天的来临。这次回去，她便要在项家扎根了。

可她仍望着楼下的轿子，轻轻点了点头。

十六岁新婚时，她都没坐轿子。

十.

加水见妻子回来，只是草草道了个歉，仍然没哄过她。

在他眼里，或者说，在伯母的口中，儿媳妇洗碗摔碗，扫地也不干净，怎么做怎么错。加水唯伯母命是从，而陈冬仙的责骂更是火上浇油，叫他不分青红皂白便打了人。夫妻之间从此隔开了一层障壁，冷战、沉默、各司其职，生活渐成一潭死水。

打破这死水的是一声婴儿的啼哭。在小年夜，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而一个月后，她再度怀孕，奶水就此中断。三月，春寒料峭，大伯母用襁褓将小孙子裹得紧紧，出门到处去找奶妈。加水立在门边，望着女人匆忙的背影，心像被拧了下般疼起来。

他的大儿子有十三个奶妈，而他十三岁还不知饱腹何味。

而这居然是同一个女人所为。

十一．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陈冬仙的心渐渐定了。她与丈夫仍然吵架，仍然冷战，她学会了像婆婆刁难自己那般去刁难丈夫，而他对羞辱的胃口似乎愈发大，再没有出手打过人。

笔者猜测，这大概是应四妹忙着照料孩子的缘故。

育种场在1961年关了门。加水又辗转到别处做会计。五年后，他回家务农，从此把自己埋在庄稼地中，一埋便是五十年。

这五十年里，他养育了三男二女，有关他们的故事还很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老大与老二。

或许是继承了加水的基因，老大从小学业优异。又因家中人尤其是大伯母的宠爱，他言谈流利，说什么都很自信。但在高考中，他两度失利，凭第二次复读考了当县状元。

从18岁考到20岁，缺失的三年谁来补？答案是老二。

他比老大小一级，老大第一次复读那年，他也高三。高考的前一个礼拜四，下着大雨。陈冬仙跨过门槛去豆腐坊，就看见他站在雨里。

“怎么回来了？”

“妈，我不考了，反正也考不上。”

他抬手拭掉睫毛上的水珠，笑了笑：

“我干活，给大哥挣钱去。”

他满心以为，母亲会夸他懂事，毕竟，他的成绩一直不好。可骂声骤起，较雨点更密。那天他故意没麻烦父母来接他，可二十里路，换来的只是骂声熄火后一把冰冷的柴刀。

“那你砍柴去吧。”

他接过刀，愣了愣，走了。

她连门都没让他进。

十二．

应四妹一直活到七十四岁去世。从1976年起，她便不再做事，每天下午坐在家门口，看家中孙辈们砍柴归来。若是柴火的品种好，又直又光，她就叫他们留下，带回去的就是次的。不止柴，其他果蔬也都如此。

她死后留下了许多腌菜。瓶瓶罐罐，码得齐整，都用大伯亲手做的盖子盖得很紧，邻居家尝了，都说很好。

如今的加水早已活过大伯母的年纪，却依然沉默寡言。但他仍写得一手好字，仍能读书看报。在县城的家中养老时，他惊异地发现，自己当年的小学老师居然就住在隔壁。九十多岁，一把白胡子。笔者回家时，常看到他们一起坐在檐下，无论晴雨。半个小时，或一个时辰，什么也不说，任风穿堂而过，吹得巷尾寿衣店的青布门帘，哗哗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