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原来时间也会失误和出现意外，并因此迸裂，在某个房间里留下永恒的断片。”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第十七章

（一）

上高中那会，我不能自拔地喜欢上了我们班，一个叫陈阿雅的女生。她有双圆而明亮的眼睛，带着圆框眼镜，鼻尖总是红红的。她习惯把两个长辫子放在胸前，指尖缠绕发梢打转。虽然外表文静得像个好学生，但她是出了名的疯癫。举个例子，她时常在上课时突然站起来，跑出去，二十分钟后又回来。起初老师们都无措又愤怒，但时间久了，老师们也习惯了她这种癫狂。至于她为什么要跑出去，跑出去干什么，后来我们知道，她是去图书室查资料 。再后来，她告诉我，她经常有一些突发奇想的点子，忍不到下课，非要立刻去考证不可。

她的疯癫不止这点。还记得有一次，学校的体育馆着了火。我们接到提前放学的通知后，都兴高采烈急着往教学楼外跑。就是那天，我看见阿雅从教学楼二楼的窗户爬出去，爬到楼外的老杨树上，坐在树梢上向体育馆那边望。她爬树的动作一气呵成，像是经常爬，刻在基因里的动作。那天我往上方的天空看去，只见得体育馆上空滚滚的浓烟、风摇树叶时的金光闪闪、以及阿雅摇晃的裙摆。那天阿雅穿着夏季的校服短裙，我就站在树下，无意间看见她裙下的白色内裤。我羞红了脸，一溜烟地逃走了。

但为什么我会喜欢这样一个疯癫的女生？或许我喜欢陈阿雅并非没有原因，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怪人。我总是在数学课上捧着历史书读，又在物理课上构造一个复杂的函数，我乐此不疲，永不厌倦。另外，班里有几个自称是我“好哥们儿”的人。我虽表面与他们嘻哈打闹，实际上却并不把他们当朋友。我整日活着自己构造的奇妙世界里，患上不能痊愈的青春期臆想症。

高考刚结束那阵，陈阿雅约我出来吃饭。这完全是一次没有征兆的会晤。实际上，在高二的时候，我就凭着青春期的一股冲动给她写了表白信。但她好像没收到似的，没有任何回复。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也没太在意。至于那天阿雅约我，我惊喜又惶恐，但至今没什么太好的解释，只能认为，这也许是她疯癫的一部分。那天，陈阿雅穿了一身白色的长裙，我注意到她把头发扎成了高马尾。那晚我们聊了挺多，从高中生活到理想大学，我一度认为她就是和千千万万少女一样普通的一名女生。

我们两个人点了三瓶绿棒子，你一杯我一杯地喝。酒快要喝完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喂，李哲，你想自在地活一回吗？我说，谁不想呢？然后她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说，我们谈场恋爱吧，就谈两个月，等到上大学之前就分手。我说，好，可为什么一定要分手。她说，你不觉得这样才自在吗？无拘无束，不会被对方束缚住。我说，好，谈就谈，你知道我喜欢你。说完后，我们干了最后一杯酒。

我和阿雅荒唐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那年夏天，东北发涝灾，常常阴雨连绵，不得晴日。但就算是下雨，我和阿雅也照样不误约会，每天都待在一起。因为下雨，我们就在室内约会，有时去图书馆，有时去商场，也有时只坐公交车，不断地换乘，然后坐上一天。有一天，她突然说要去大坝看涨水。洪水期的库区一般会封锁，我们于是从库区边缘翻山进去，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大坝旁。大坝建在两山之间，我和阿雅坐在其中一座山上的光秃坡地上——似乎是曾经滑坡留下来的一块不生长植被的土地——看大坝上游涨水。我好奇阿雅怎样知道这块空地。她告诉我说，曾经她来过这里许多次，一到雨季，就到这里来看涨水。你知道吗，那种水慢慢涨过大坝的壮观景象，就像退到不可再退的地步，最后爆发出来，像人生。我在这里坐观人生，她这么对我说。她接着说，我小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我爸背着我，就从大坝上面那条小道一点一点走过去，我甚至还记得有水流从他脚下流淌过。醒了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梦做得太浪漫了。如果真的在大坝上行走，估计我俩早就被水冲走了。

她就这样一点点讲，我也认真地听。好像她永远是个演讲者，我永远是个倾听者。后来她也累了，不讲了，就靠在我肩上，我们一起看水漫过坝身。中间我们接了几次吻，都是在水流最湍急的时刻。我们用最随性张狂的姿势，自在地做这一切：聊天、观水、接吻。不知道又过了多久，阿雅突然转头问我，李哲，你相信世界上有另一个自己吗？我说，或许吧，相似的人还不多吗。她说，不，我是说几乎相同的两个人。我总觉得还有一个自己，在现在的我完全消失后，成为全新的阿雅而存在。她又说了一大堆，并对此深信不疑。我也权当这是她疯癫的一部分，只是随着点头，没在意。至于我多年之后还能想起来她说的这些，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几天之后，我们又去一家小歌厅约会。东北小街道旁的小歌厅有很多，它们通常成群结队地排列在一条街道上，有着同样的廉价，同样的老旧。歌厅外的海报永远是一个或几个波涛汹涌的女孩拿着手麦跳舞，歌厅从一到十排开的阵势给人一种泰国的红灯区的错觉。但如果你真正进入里面就会发现，这种歌厅丝毫不会给人欲望之感。我在这之前，也从没进过这里，我甚至一度以为这些地方是些淫逸场所。阿雅说，选在这里纯粹因为这里便宜，另外，她想唱歌。我说，你唱吧，我跑调，我听你唱。她毫不客气地唱起来，一首接一首，出奇地好听。她唱民谣、唱摇滚、唱流行，各有各的味道，娴熟，信手拈来，怡然自得。包间里灯光很暗，只有屏幕上明晃晃地光，长驱直入进无穷的黑暗里。阿雅站在中间，阻挡了一部分光源。光狡黠地从她身侧溜过，划过她的脖颈和腰身。我陶醉了，陶醉在歌声和光影里。

也不知道唱了多久，我看得出她有点累了，转身来求索一个拥抱。我们于是在一起抱了很久。半晌过后，她突然把手往下移，来拉我的裤链。她说，我们来做吧。我问她，就在这？她说，在这不好吗？如果你同意我俩去大街上，我也没有意见。我说，好吧。实际上，我的确有些陶醉得过火。阿雅骑在我身上，就像骑一匹马那样潇洒。也不知道包间里究竟有没有监控，但无所谓了，那时的我们，都变得不在乎这些。结束之后，阿雅随意地摆弄我凌乱的头发。她对我说，哲，以后把头发留长吧，胡子也留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喜欢那种艺术家的气质，长头发短胡茬，挺有味道的男人。我说，好，我留。

我从那个夏天开始留头发，留到二十岁时，差不多就齐肩了。我没再往下留长，之后的日子里修修剪剪，就一直是齐肩的长度。同样是那年夏天，阿雅突然说想去沈阳逛逛。我们坐上最便宜的一趟绿皮火车，在清晨出发。我们去了东陵公园，再到东北大学闲逛，然后在南湖公园转悠，最后到艳粉街去。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艳粉街”这个名字。我好像去过这条街上，但不记得这叫什么名字。阿雅告诉我，这儿叫艳粉街，再往东去是滑翔，过去这些地方都是城乡结合部。她说，我小时候常来这里，因为我爸在这工作。我亲眼见证这里从破败到繁华，但不太知道这里叫什么。是双雪涛告诉我，这儿叫艳粉街。我问，双雪涛是谁？她说，一个作家，沈阳人，我最近看他的小说，很喜欢。我哦了一声。她接着说，那种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进书里，还写得很精彩的感觉，真好。我喜欢读他的书，因为他把东北写活了。我对她说，我不喜欢读书，但我喜欢你。她莞莞地笑了。

你觉得作家怎么样？她问。我说，什么怎么样？她说，就是，我去当个作家什么样？我说，挺好的，就是不太稳定吧，我认识的作家，好像都活在过去似的。她哦了声。我急忙说，没关系，随性而活，想做就做。她笑了，说，你不用这么看我脸色的。我的脸“腾”地红了。之后，阿雅拉着我在马路上疯狂穿梭，几次都险些被车撞到，遭到司机摇下车窗的唾骂。她的论断是这样的：假使城市是原始森林，我们两个就是其中最不安分的生物。我想就一直一直，一直这样跑下去，她说，直到被车撞死，或累死街头。但我们没跑到死。跑累后，我们坐在路边看夕阳。直到晚霞的最后一抹红跃入黑暗，我们才启程回家。

回想一下，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漫无目的地闲逛、进行没有意义的思考和观察陈阿雅中度过的。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月的时光成为我之后近二十年里最闪亮的日子。

到快大学开学的日子，我们就草率地在火车站分别。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在记忆中显得格外清晰。我甚至记得候车大厅座位上一颗被压扁的烟头，以及烟灰散落的形状。我还记得，一位中年大叔随意地往垃圾桶处吐痰，吐偏在地面瓷砖上。我记得当时阿雅看他时的鄙夷的脸色。

我和阿雅在后车大厅做了最后的约定。首先是删联系方式。我们把手机里一切有关对方的信息统统删掉，并承诺忘了对方。我说，要是我忘不掉你，怎么办？她说，那这样，到三十五岁，如果你没结婚，如果你还没把我忘掉，你就来找我，前提是，你能找得到。我说，好，就这样吧。那天，没有牵手，没有拥抱，没有吻别，阿雅只送给我一本书。那本书我留到现在，书页已经有些黄了，是双雪涛的小说集，叫做《平原上的摩西》。我问她，既然不留念想了，为什么还送我东西？存心让我忘不掉你？她说，爱要不要吧，不要还我，书是书就是了，没啥别的意思，无聊时候翻翻，挺有趣的。我说，好吧，我收着了。我突然想起点事情，问她，你家里人呢？没来送你？她说，你家里人不是也没来么？我说，没让他们来，闹心。她说，哦，我妈在美国，我爸么……就当没他这个人好了。我点点头。候车大厅响起广播，阿雅坐的列车到站了，我送她到检票口。我望着她经过检票员，越过玻璃大门，穿过T型通道，渐渐淹没在人群之中。她没有回头看我。我转身，向我启程的方向走去。

我往我那班列车的检票口走去，经过一条狭长的小通道，通道两侧的墙上满是一条条的污渍，不知道是尿还是其他的什么。几个中年男人，铺着纸壳，躺在地上打盹。终于上了火车。已经是下午五点，往车窗外看去，夕阳很温柔，光线照在临侧的铁轨上，就好像在轻轻抚摸。我想，或许消失前的事物才最温柔，可今天的阿雅并不温柔。眼泪不知怎么就从眼眶里跳下来了，妈的，我都好长时间没掉过眼泪了，爱情这个该死的东西。在那之后，我久久地望着窗外，直到太阳全部没入地平线之下，任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淌。火车在晚上七点到站，我下车，和大连打了个招呼。实际上，我只是去大连上大学，而阿雅只是去青岛。大学四年里，我常常到海边去，眺望海的另一头。我恨这片海，小小一个渤海，像是分隔了我们俩的一生。

新生报到的第二天，邢德通给我打了个电话。他问我是否在大连上大学，他说，他也在大连，打工。在我的高中同学里，邢德通是最行不通的一个人，他打架、抽烟、抢劫，像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光是领学校处分，就有十多次。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他成了“好哥们儿”，或许是他自己这么说的。不过我的确没想到他还会联系我，在那些自称是我“好哥们儿”的同学里，邢德通是毕业后第一个联系我的，虽然我也没把他们当朋友。邢德通打乒乓球是把好手，原来还进过校乒乓球队。他曾经把我拉到乒乓球馆看他打球，他一个人对对面两个人，甚至不动小臂，一个手腕折来折去，黄色的小球就灵活地在乒乓球台上为他来回奔走卖命，而对面两人在球台另一侧左右奔跑，像两条被遛的黄狗。我说他打球不像打球，像耍猴。他说，乒乓球是国粹，你不懂。他爱说“你不懂”，好像这样能显得他更厉害一点。我也亲眼见过他把乒乓球拍到体育老师的额头上，正中额心。一条一米八多的大汉，就那么笔直地倒了，我一度怀疑邢德通把乒乓球换成了铅球。邢德通因为这事，校内处分升级，留在档案里了。

邢德通长得老，因此我们管他叫老邢。老邢身上带着一些痞气，但我知道，他内里是个好人。我记得他好像和我说过，他想去当兵。高中那会，家里没钱，老邢就去附近职高抢那些痞子的钱。他说他只抢那一伙人的钱，因为他亲眼见过他们抢别人。他的道理讲出来，就是治恶人要用恶方法。老邢很会打，也很能打，一个人能打三个，但后来被人使了阴招，拿刀砍了，手臂上就留下一个十厘米长的深疤。我拿起电话，问老邢，在哪打工？他说，在你学校不远，有个火锅店，最近要是有空就过来，咱哥俩吃火锅，我请你。我说行，你有钱吗？他说，我这不刚领完这个月工资。我说，算了，你那点钱来得不容易，我俩AA。他说了句行吧，撂了电话。

吃火锅那天，老邢穿着火锅店服务员穿的红马褂，鲜艳的红和他的痞气很不搭，看起来有点搞笑。你今天值班？我问他。他说，不值班，但好不容易见你，穿这红的，喜庆。迟疑了半天，他才又开口说，关键是，从家里出来就带了一件衣服，没得换洗，只能穿员工服。他说完窘窘地咧嘴一笑。我看着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老邢点燃一颗烟，自顾自地抽，没给我，大概是知道我不抽烟。他说，平时给人端盘子当奴才，今儿也当回大爷。他指着嘴里的烟，就这玩意儿，平时不让抽，今儿咱消费，不让抽也得抽。说完，他猛吸了一口。

菜齐了，老邢把一整盘酸菜倒进铜锅，一顿猛搅，水开之后就大口大口地吃。我顿时觉得老邢更老了，不像曾经那个打架的差生了，像是校门口保卫科的老头。我问他，老邢，怎么想到来大连打工？他正大快朵颐，鼓动腮帮子，听见我叫他，一口气咽完，拿手抿了嘴，说，我妈又离家出走了，这次不知道去哪，我就想，这下我成年了，不能再靠我叔过日子，我要出来，自己挣钱。你还记得回学校领录取通知书那天不？我说，记得。他说，我知道我哪也考不上，但我那天去了，还去得挺早。我去班主任办公室看了一圈，看到你要去大连上大学，我就想，我也去大连，那儿繁华。他接着说，高中那些兄弟几个，说白了都是群老狗，也就你，李哲，你像样，像个人样。我信你，所以才来大连。我说，你抬举我了。他摆摆手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又问，那你现在住哪？他说，我和别人合租一个地下室，一个月四百，便宜。我说，那地方，能住吗。他说能，然后继续吃他的。

我俩那天喝了不少酒，说了挺多话，也吃了不少东西。我那天喝多了，我一喝多话就多，乱七八糟地说了一大堆，主要还是说自己想回到高中，说大学的苦闷无趣。我一个人说了半天，老邢突然打断我。李哲，这段时间我想了不少，还是想去当兵。我说，好，当兵好，你去吧，我支持你。他说，今年去不上了，要报名的话，还得等到明年。我说，行，我陪你等，等明年的。他像一下子被打开了话匣子，跟我长篇大论起政治军事来，说台湾要武统，又说美国的霸权主义，不知道从哪看来、学来的话，说起来还头头是道，一点不像我认识的曾经的那个邢德通。

回到宿舍时并不晚，我本想借着酒劲睡去，可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高中时候的那些事在我脑袋里一桩一桩地闪过，我头痛欲裂，半梦半醒间好像看见了阿雅。她拉起我的手，向前奔跑，两个辫子甩到身后，在夕阳下闪着金光。过了一会儿，幻觉消失了，阿雅消失在昏天黑地之中。我哭了，哭得很彻底。虽然没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但觉得五脏六腑都碎了似的。我感觉身体像吸了毒，虽然我见都没见过那玩意，但我觉得戒毒好像也就像这般痛苦了。阿雅是一种后劲很大的毒品。

（二）

小楠坐在我旁边，看一本小说。我问她，看书有意思吗？她说，大叔，一看你就不懂这文字的魅力。我说，好吧，你继续看，我去煮个面条。小楠二十二岁，我四十岁，我们俩追溯起来，应该是她追我。但我好像在很久之前就爱上她了。

我站在电磁炉前煮面，正在往汤里卧两个鸡蛋，却听见小楠的大叫。大叔！你怎么有双雪涛的亲笔签名！我没动，继续煮面。煮好之后，把面条分别盛进两个瓷碗里，一个碗里放一个鸡蛋，面汤上漂几朵油花和几撮葱末。我知道，一会她自己就会跑过来。大叔！叫你你没听见吗？我问你怎么有双雪涛的签名。她拿着签名书签，在我面前晃了晃。我说，去过一次读书会，顺便要的。她说，你还去读书会？我不信。我说，为了找一个人。她说，还是那个人？我说，或许是。她说，真没劲。我把面条端到餐桌上，拿了四根筷子，说，要是觉得没劲就扔了吧，留着也没用。她说，找人这事儿挺没劲，东西是好东西，送我吧。我说，送你，拿去吧。

吃完面，我半卧在出租屋的床上，拿一支抹布擦我的萨克斯，小楠坐在电脑桌前码字。两只空碗留在厨房的水池里，没人去刷，挺孤单的样子。小楠的手机突然响了。她接通之后嗯了几句，挂了，转头对我说，我爸没了。我问她，你有什么打算，用我陪你吗？她说，不用，他那葬礼有人办，不用我管，这下就算彻底和他断了。我说，行。我只知道小楠的父亲是个小公司的老板，但父女之间关系一直很差，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小楠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小楠被判给她爸。

我沉吟了一会，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小楠先开口。大叔，我今天算了件心事。我嗯了一声，她接着说，大叔，趁现在我们结婚吧，等过年我的稿费拿到了，你再攒攒吹萨克斯的钱，我们就买个房子。我说，你想好了？她说，想好了，等有了房子，我就给你生个孩子。我被吓了一跳。和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没碰过她，一是我自己有罪恶感，另外是怕伤害她。我说，你这丫头，一天天都想啥呢。她说，叔，我不小了，我都二十二了。

第二天，我还是和小楠领证了。那天我去民政局时还背着我的萨克斯，想领完证直接去上班，小楠对此好像也没什么意见。我在一家爵士乐酒吧吹萨克斯，不需要音乐的时候就帮忙看看台，打打杂，一个月有三千块钱工资。小楠在家码字，她接各种各样的活，有时也给人写剧本。我也说不清她成天在写什么，文学圈的事情，我不太懂，也可能她还没进文学圈。我在酒吧吹完我的萨克斯，和老板打了个招呼，就坐在吧台，点了杯威士忌，自己喝。几个认识的酒保和我问了声好，不过我没告诉他们我今天结婚。我和小楠不打算办婚礼，因为我们都无父无母，而且就算是小楠的母亲还活着，也不知道去哪了。而我的父母，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因为车祸去世了。另外，我们两人也没什么朋友。现在遇到小楠，彼此也算后半辈子有个依靠。

我靠着吧台，自己连喝了好几杯，期间想了挺多。我有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小楠二十二岁，桃李已过而花信未到的年纪，我四十岁，长发凌乱、胡子拉碴，只不过看起来有点瘦弱。小楠能看上我的原因，我只记得那句：大叔，你有艺术家的气质。

（三）

第二天睡醒，我觉得头要炸掉了。我试图把昨晚幻想到阿雅的模样忘掉，可是那画面挥之不去。我硬着头皮去上课。下了课，我给老邢打了通电话，他声音厚重有力，完全不像昨天刚醉过酒。我稍微放心了一点，但一整天还是飘飘乎，觉得魂不守舍。晚上回到宿舍，我坐在书桌前，盯着阿雅送我的那本《平原上的摩西》。我终于还是读了那本书，而且一读就是一整晚。我似乎在那晚重游了沈阳，就在艳粉街那附近转悠。那本书和阿雅一样，后劲很大，以至于以后的大学四年时间里，我没敢再翻开它。

我在大学修德语，教德语的老头鼓励我们读德语原版书。于是，单词没记住几个，德国杂史倒是看了不少。大学四年很单调，没教几个朋友，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睡觉，偶尔打游戏，但不至于沉迷。大二那会，送老邢去当兵，就在学校旁边潦草地吃了碗牛肉拉面。老邢走之后，我在大连就算彻底孤军奋战。大三情窦又开，追过两个女生，一个拒绝了我，一个把我当备胎使，总之都是草草收尾。大四没再喜欢过别人，偶尔会想起阿雅，然后哭一晚上，第二天洗把脸再去上课。唯一的收获是进了个乐器社，学会了吹萨克斯，参加比赛还得了几个奖。

本科的成绩很烂，勉强毕了业。我与德语彻底告别，在大连谋了个生路，做房产中介。一开始没钱，我就想到了老邢，也和人合租了一个地下室。确实像他说的那样，能住。只不过，住的时候别把自己当人看就行。当中介，收入不高，累得像狗，每天拎着公文包，在今州和旅顺口之间来回跑。大概干了四年多，终于受不了了，裸辞，去了北京。在北京进了一家补课机构，当学管，没考资格证。北京诸如此类的补课机构太多，用人标准也不高，我于是钻了这个空子。机构是连锁的，还有员工宿舍，基本不愁住宿，只不过工资低，所以没人爱干。我没什么理想，也不想攒钱，就这么将就。到现在，基本上忘记了在北京怎么生活，只记得每天打几百个电话，联系家长，推销课程，闲下来时就透过大玻璃看学生上课。几十个学生挤在三十平的小房间里，各有各的姿态，大多眼神空洞、体态疲乏，我和他们的状态也差不多。

在北京坚持干了几年，干到三十岁。三十岁那年，父母出车祸双双去世，我辞职回到老家，感觉像天塌了一般。当时兜里只有六百块钱，是仅存的一点工资，连买个棺材盖都不够。管亲戚借了钱，办了葬礼之后，我决定留在老家。

我捡起多年没碰的萨克斯，在一家爵士乐酒吧演奏。每天都能见到形形色色的人，觉得比当中介和学管有意思。尤其到了夜深的时候，除了醉汉和酒鬼，还有一些漂亮年轻的女孩，哭花了妆，一个人喝酒。我有时会和她们喝两杯，听她们讲故事，打发时间。她们总会好奇我的长发，然后摸摸萨克斯的金属管，最后倒在沙发上。我给她们叫车，把她们送回家，对她们的肉体并不感兴趣。老家是东北的小城市，收入虽然不高，但是花销少，因此攒了点钱，还完亲戚的债之后，还剩了点。在酒吧上班，但也克制自己，一个礼拜只喝一次酒，每次喝醉都能梦到阿雅。因此喝酒也成瘾，不喝酒的日子，就像在戒毒。

在酒吧，交了几个服务生朋友，其中一个是个小男孩，二十出头，长得老，有点老邢的模样，因此我和他最好。一次喝醉了，我和他说了阿雅，我说，操他妈，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女的，没出息，糟心。第二天发现前一晚说得有点多了，自此再没和别人提过那档子事。

三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带着五年攒下的一万块钱，带了几件衣服，背着我的萨克斯，离开了老家。我没出息，还想着阿雅。我在各地流浪，前前后后去了青岛，北京，和大连，只要有希望找到的地方都找了，一无所获，最后又回到沈阳。到沈阳那会，我身上只剩一百块钱。走在路上，碰巧路过一家书店，门口摆着一张海报：作家双雪涛先生——《飞行家》读书会。我迈步进了书店，环顾了一圈，没看到阿雅。我掏出背包里阿雅送我的那本《平原上的摩西》，里面夹着出版社赠送的书签，管那个叫双雪涛的作家要了个签名，就签在了书签上。

出了书店，我好像突然想起点什么，径直去了艳粉街。那儿和以前又不太一样。东边建了医院，医院旁通了地铁，地铁能通向城市的各个方向。我在街边找了个拉面店，要了碗牛肉拉面，吃完，兜里只剩八十八块钱。突然有点想老邢，就给他发了个微信。他现在在部队里是个干部，而我现在的模样，也就算条流浪汉。我觉得我和十六年前的他，调换了位置。从离开老家那天起，我从没想过给自己留后路，攒的钱一点点花光，就像随手扔垃圾一样随意。我老了不少，从壮年模样变成邋遢大叔，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我离开拉面店，逛了一圈，最后坐在医院后院的园子里，迎着夕阳，吹我的萨克斯，反反复复就吹了一首《昨日重现》。盛夏季节，园子里的植物都飞一般地生长，映衬着斜阳，有斜阳草树的伤感。我又把《昨日重现》吹了一遍。曲子吹到一半，来了一位大爷，大概六十多岁的样子，满头白发，自己操控着轮椅，到园子里遛弯。他到我旁边，看着我吹。我吹完，他开口说，小伙子，要是不介意，能把你的萨克斯借我吹吹吗？我把萨克斯递给他，他摆弄了几下，吹了首《友谊天长地久》。他的萨克斯吹得深沉而厚重，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奢华，但有抑扬顿挫。吹完后，他把萨克斯还给我，向我道了声谢，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没有缘由。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我顺着艳粉街往西逛，快到沈阳的边缘，是一片别墅区。我想，大概可以在别墅区的长椅上将就一晚，这里晚上几乎没人出入。大概七点钟左右，周遭暗下来，星崩几个路灯亮了。园区像座鬼城，死一样地沉寂，但我不害怕，也不孤独，想象有游魂陪我入梦。过了一会，我听见一阵脚步声，很轻，很快，由远及近。我顺着声音望过去，路灯下，是个很细的身影，长头发，是个十几岁样子的女孩，影子被路灯拉长，不一会又消失在黑暗中。

像是被灵魂以外的东西驱使了似的，我摸了摸背包，掏出一把水果刀，寻着脚步声，跟了上去。她拐进两栋没有亮灯的别墅之间。我追过去，捂住她的嘴巴，把水果刀抵在她脖子上。别出声，我不伤害你，身上有多少钱，掏出来，我哑着嗓子说。她没出声，也没有其他动作，我变得有点害怕。我没敢再动，保持着拿刀的动作，出了一身冷汗。大概几秒钟之后，她开口了，大叔，我没带钱，你要是没有去处，就和我回家吧，晚上家里就我自己，挺没意思的。我说，别啰嗦，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就是了。她说，说了没有，不信你搜我身，我家里真的没人，就那间，喏。她指了指一栋没亮灯的别墅。

我被一个被我抢劫的小女孩莫名其妙地带到了家里，这事说起来太荒唐。我拿刀胁着她到家门口，她开门，打开灯，直到我看清她的脸，那把水果刀，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她长了张和阿雅一模一样的面庞。我愣在原地，眼睛发直，觉得有点呼吸困难，话也说不出来。

大叔，你是第一回抢劫吧，太不专业了，刀都掉了。她捡起我掉在地上的水果刀，戏谑地看着我。我终于能开口，问道，你是阿雅？她说，什么阿雅，大叔，你说什么呢，莫不是喝醉了。我的脑子好像傻掉了一半，另一半在自己绕圈。你是阿雅，你就是阿雅，十八岁的阿雅，十八岁，我念叨。大叔，我不叫阿雅，我叫张晓楠，不过十八岁倒是没错。张晓楠说着走向书柜，拿出一沓红色的纸钞。她说，大叔，这些钱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我爸留给我的。还剩一千二，你要是要，就都拿走吧。她接着说，大晚上的，附近的酒店离这都挺远，你就搁这儿住吧，当陪我。我盯着她的脸，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你不怕我？她说，才不怕，你看着也不像十恶不赦的人。我说，我要是半夜把你杀了呢？她说，我也不怕死，死了才好。还有，大叔，你这长头发，看起来挺帅的，有艺术家的气质，就算被你杀了我也乐意。而且你还背个萨克斯呢，有哪个杀手杀人的时候还背个乐器的。我回头一看，确实，我的萨克斯还在背在后背上。

最后我还是留在张晓楠家过夜了，并觉得自己有点恬不知耻。我想我糊涂，张晓楠必定不是阿雅。现在的阿雅，应该是三十六岁，和我一样的岁数。不再会是一张稚嫩的少女脸。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是阿雅曾经问我的。“李哲，你相信世界上有另一个自己吗？”

我又盯着张晓楠看了会，觉得世界真是奇妙得不可思议。她此时正在摆弄我的萨克斯。大叔，这萨克斯怎么吹啊，你教我呗，她说。我说，不教，困了。她说，你真没意思，一个大活人，话都不说几句。我没吭声，因为确实很累，不想说话。她又问，大叔，你之前干什么的？为什么没钱了？怎么就想到去抢劫？我说，小孩子别问那么多。她说，谁是小孩子，我成年了，下个月就上大学了。我问她，你父母呢？她说，我爸妈早离了，最近我爸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大胸女跑了，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不过他挺有钱，你要是没钱了就跟我说，我有的是办法框他的钱。我噗嗤一声笑了。她也笑了，笑声不拘束，很爽朗，笑起来也像极了阿雅，我看得有点痴。她说，大叔，你还是笑起来好看，不邋遢，挺温柔。我心里咯噔一下，别过头，对她说，时间不早了，你去屋里睡吧，我睡沙发。

第二天，别过张晓楠，我决定在沈阳谋生，因为眷恋这座城。究竟为什么眷恋，我也说不清，总之就是眷恋。我最后去了一家乐器店，帮人修管弦乐。张晓楠坚持每天到店里找我，她说她喜欢我。我问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叔是个好人，她这么说。我说，就因为这个？好人可海了去了。她说，还有，大叔你有艺术家的气质，我喜欢。我觉得这丫头有点疯疯傻傻的。她问我，大叔，你知道斯特里克兰吗？我说，外国人？她说，英国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的主角。我说，我不怎么看书。她说，斯特里克兰义无反顾地去画画，就像你现在，义无反顾地搞音乐。我说，音乐是谋生，义无反顾谈不上，我是个俗人。她说，所以说，我喜欢俗人。她的眼睛忽闪着，我望进去，即刻坠入一片深邃的蓝色和广袤的灰色之中。

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太过魔幻，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张晓楠，阿雅，我已经彻底搞混了。我望穿张晓楠，想象不出阿雅的面庞，脑子里只剩阿雅咯咯的笑声在回响。张晓楠穿裙子，盘腿坐在乐器店的圆凳上，白色的内裤时隐时现。我递给她一张毯子。盖上，我说。她说，大叔，你老糊涂了吧，大夏天的。我说，盖上，否则别怪我把你请出去。她瞅我一眼，噗嗤笑了出来，突然把嘴凑过来，亲了我的右脸。她速度快极了，像小鸡啄米。我躲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也看不到耳根红没红，只骂了句，臭丫头，再这样真把你轰出去了。张晓楠不害臊，望着我咯咯笑。这大概是那个夏天的全部内容。

那个夏天，我去到哪，张晓楠就跟我到哪，我只觉得她这点不像阿雅，但又很像。执着劲不像，疯癫劲倒是很像。父母祭日，我带着一沓纸钱，搭最早的一班车，回老家坟地。当然，同行的还有张晓楠。这丫头很有小聪明，即使我万般隐匿我的行踪，她还是能通过蛛丝马迹找到我。在大巴车上我对她说，你不去当侦探白瞎了。她说，我不当侦探，但写侦探小说。我说，你还写小说？她说，大叔，你也太能小瞧人了，我中文系的。以后嘛，我要写书，写很多书，还要和大叔好好过日子。我说，你这丫头，又开始胡说了。我突然想到某个人曾经说过想当作家。真奇怪，自从认识张晓楠之后，对那人的记忆就在慢慢衰退，有时候甚至想不起名字。我努力想回想起那个名字，想不起来，最终没有为难自己，趁着疲倦，在大巴车上睡着了。

父母的坟在老家西边的山上，是两个挨在一起的小土包，上面各自立了一块碑。当时穷，没钱买公共墓地，只能这么对付，至今觉得对不起爸妈。我保留了这样的习惯，即使清明节不扫墓，父母祭日也一定要回到这里烧点纸。

张晓楠蹲在坟前，摆弄山间黄色的小野花。她摆弄得很认真，我注意到，她眼睛里有一种坚韧。阳光穿过树林，变成圆圆的光斑，映在布满松针的坡地上。空气里有种混着腐烂气味的干燥。这里的山间没有溪流，折断一根枯木，好像撕掉一整块干瘪的死皮。我试图用打火机点燃一张纸。纸燃烧不同于木材，不会发出“噼噼啪啪”的乱响，而是会柔和地分解纸张的每一寸肌肤，留下细腻的灰烬。可是我分明听到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大叔！大叔！我回过神，还有点恍惚，突然察觉到张晓楠在冲我大喊。大叔！你脚底下的枯树枝着了！张晓楠大叫着，我如梦初醒一般，开始尝试用脚踩灭火苗，可火势太旺，我没踩灭火苗，只踩出滚滚一片浓烟。我的背包里没有一滴水，张晓楠也没有。火势就着地上的松针开始向外延伸，慢慢逼近附近的松树。浓烟进入我的口腔和鼻腔，塞住我的气管和食道，我开始觉得有些窒息。我脱下半袖，捂住口鼻。

慌乱之中，我注意到张晓楠，她的裙边被火点燃了。我急了，几步越过去，用力扑向她，紧紧抱住她，在地上翻滚了几圈，把火滚灭。她突然说，大叔，你走吧，我突然觉得死在这也挺好。我冲她喊，你他妈是不是又疯了，快走！她自说自话地问，如果我被火困住，是先烧伤还是先昏迷？

火把坟地画成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心是我父母的坟包，以及我和张晓楠。我们大概已经没有出路了。我觉得浓烟大股大股地灌进我的身体，我不能大口喘气，但又不能不大口喘气。张晓楠晕倒在地上，而我紧紧拽着她的胳膊。你醒醒，你醒醒，我拍着那丫头的脸，已经辨别不出自己是在心里呼喊还是在现实之中。我看到一团红色，从四周向中心扩散，渐渐把张晓楠掩埋。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我梦到太阳，梦到冰川，梦到黑夜，梦到黄昏的乐声，梦到一整片原野，最后是两个女孩，一个圆眼睛长辫子，另一个也是圆眼睛长辫子，她们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我能区分她们的不同。

（四）

看着小楠的床被推出产房，我松了口气。我儿子，现在正躺在一张小花被里，紧闭双眼，像在抗拒这个世界。新生儿的皮肤是皱皱巴巴的，很丑，就好像一种没毛的猴子。但无论怎样，我儿子，我都喜欢。护士把我当成了小楠的爸。我无所谓，因为沉浸在喜悦之中。我又看了看李泽，我儿子。

小楠跟我说，就这短短一年的时间，她好像完成了人生的所有使命似的，就算现在死了也满足了。我说，别这么想，你的使命还很长。她嗯了一声，又睡着了。生完李泽之后，她很能睡。我回想了一下这一年，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小楠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很成功，得了几个小奖，也赚了挺多钱。她趁着势头做了几场演讲，成为初出茅庐的作者，收获了一些读者。我拿出这些年鼓捣萨克斯攒的钱，小楠再贴补了点，付了新房的首付。我觉得自己真正在“生活”了，很被自己感动，还没出息地哭了一场。为了迎接新生活，我仪式性地把头发剪短了，小楠说我剪了头发之后不帅了，但更像个爸爸。

我站在厕所的镜子前刮胡子。我四十四岁了，面部是土黄色的，一些细纹爬上眼角，额头也开始泛上棕斑，不过，看起来是个精神饱满的人。这几天我在频繁做一个梦，梦里有个声音，唤我李哲，一开始是细微的耳语，后来变成尖锐的高喊，最后变成撕心裂肺的怒吼。我恍然从梦中醒来，一度认为自己就叫李哲，梦醒半天，才回过神来，想起自己是李铮。小李泽在里屋哇哇地哭起来，我凭声音就能判断，他尿了。我从厕所拿了新的尿不湿，奔向里屋。

李泽两岁那年，我和小楠带着他回了趟我的老家。虽然在老家已经没有亲人，老家城市也破败不堪，但我和小楠愿意回去，就当做一次旅行。老家是傍水而生的小城，有一条细长的河，河的西边是上游，有山，属于长白山一带，河的东边有个水库，蓄水量比较大，能供给大半个省的用水。我和小楠从沈阳出发，坐大客车，一路自西向东，依次看到群山、长河和楼房。李泽已经会简单地表达，在车上吱哇乱叫，爸爸妈妈地喊，惹得旁人注目。小楠在一旁耐心地教：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还有不可以在这里大声讲话。我只看着他们，眼睛眯成一条缝，眼睛在笑。看着沿途经过的地方，总觉得自己曾经在那里经历过什么，譬如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在火车站流过泪，在小歌厅唱过歌，在山上点过火，在大坝上看过水。大客车经过一站又一站，我脑中闪过一个又一个片段，有些头疼。不过没关系，每当这时，我会看看李泽。他很随他妈，圆圆的眼睛忽闪忽闪，只要望着那双眼睛，心就会平静下来。

这次回老家的另一个目的，是去和兄弟老邢一聚。我们大概有二十多年没见了，自从他去当兵，我们虽然时有通讯，但从没见过面。老邢两年前从部队退役，退役时是个士官，现在被分配到事业单位工作，但一辈子没结婚。二十多年没见面，我老了许多，可老邢没老，当了二十年的兵，变得更帅气、更有力量了，就是头发灰白灰白的。饭桌上，李泽一直在吵闹，小楠就抱着他出去散步。另一边的我和老邢，各自喝一瓶啤酒，天南海北地聊。

我发觉老邢比以前健谈了，也更八卦了，大概是这些年在事业单位当司机的缘故。他给我看了这些年练的肌肉，有手臂上的、有腿上的，还有肚子上的。接着他又谈起最近知道的二三新闻。老邢说，咱城西边的土山，上个月着火了，你知道吗，据说烧得可大了，最西边那颗神树，烧死了。我说，从没听说，不过那棵树年岁应该挺大了。老邢压低声音说，听说还烧死俩人，上面瞒下来了，不让宣传，据说是一男一女，男的四十多岁，女的是个小女孩，就十七八九的样子，那叫个惨。我说，这年头，还有被山火烧死的人，真稀奇。老邢说，还有更稀奇的，那俩人的身份好像一直没确认，也没有家属来认领尸体。老邢的说法，我半信半疑，没太当真，就当听个故事。

接着，他又和我说了一件有关一个人死去的事情，这件似乎是真的。老李，你还记得咱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女孩，叫陈阿雅的，成天疯疯癫癫的。我说记得。他说，死了，没几天的事。我问，怎么死的？他说，跳楼了。我问，抑郁症？他说，不知道，但平时好像挺正常的。毕业之后她一直在一家小出版社当编辑，也不像以前那样疯癫了，甚至是挺平庸一人，就是一直没结婚。我点点头，感叹了一句世事难料。

不知怎么的，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陈阿雅的事情，总感觉很熟悉这个人，实际上也相当陌生。小楠看出我心情不好，过来询问。我说没事，可能是昨晚没睡好。回到家，我取出我的萨克斯，突然想吹一小段。事实上，我从不再家里吹这东西。我吹了一段《回家》，觉得有点腻歪，就取来以前的谱子翻看。我翻到一首《昨日重现》，觉得名字很好，就吹了下来，一吹就是一整晚，第二天觉得愧疚，幸亏没听到邻居敲门。我把这首曲子的谱子夹到一本叫《平原上的摩西》的书里，但这本书是从哪来的，我竟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