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自从我患上耳鸣，我就常常想起和她在海边唱歌的那个日子。

我不会唱，就听她唱。她的歌声随着无拘无束的海风，穿过礁石风化的孔洞，像是这些喉咙发出的嗓音。在这片空无一人的沙滩上，她躺过的地方留下了她完整的形状。

秋天，在这种季节，凝视着她线条起伏的胴体，就连欲念也显得丰饶充沛。

黄昏时海鸥起飞，连成一片，像是整条海岸线被从大地上拽起来，悬在半空。她的歌声变得喑哑、断续。一道红晕从她的胸口退去，在这时，天边落霞也退向更远处。她的颤动平静下来，光线却突然变得强烈。恍惚间，我感觉仿佛时间倒转，这不是结束，而是回到中午，回到了一开始。

左歌答应要陪我回一趟海边，毫不犹豫，就像过去几年，每当我写作上遇到问题向她求助时一样。每次她都让我认识到她的独一无二，让我相信一位会唱歌的编辑能解决任何问题。她的嘴唇不仅仅能吻干我充满泪水的眼睛，她还会在我的耳边赠予我最轻柔的呢喃和最浪漫的歌声，赠予我最隐秘而湿润的喘息，像玫瑰在夜里绽放的声音。我清楚这是危险的爱慕，我越是这样依赖她，她就越能够触及我的精神实质。直到她变成一个完全的黑洞，我的一切都向她沉落。

这个黑洞闭上眼睛，跟我一起并排仰面躺在沙滩上，疲惫地呼吸着。我的嘴角还沾着一根她的头发。涨潮的海浪小心翼翼地挠着我们的脚心，退去时又从我们身下带走沙子。

我想起我们第二次见面时，我就向她承诺：

我来自海边，我要带你去看看波涛。

可是我这次带她回来完全是为了我自己。

我之前是主要写所谓“乡土文学”的。我能写出点名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我之前，没有人写过我的故乡。但我其实对自己的故乡并不了解，我觉得它跟别处没什么不同，更没什么好写的，书里很多独特的生活习俗也都是我杜撰的。后来有些敏锐的读者通过蛛丝马迹识破了我的虚构，大家吵闹过一阵，也就不再追究。

毕竟他们喜欢的是我的文章，不是我的故乡。

前两天我妈打电话问我的近况，我说还行。然后她说了两件事，我们家那片要拆迁了，所以你找个工作吧，最好是考公务员。

我不知道这两件事到底有什么联系，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许“拆迁”这两个字让他们对于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危险多了几分恐惧，也许在我望不见的背面，他们已经默默做了很多努力，交给我的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放下电话之后又过了几天，还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仿佛从那一刻起，生活中属于物质的那一部分凝结成血块，堵住血管，也堵住笔的墨水管。生活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在小县城里生活更不容易，二十岁就得懂四十岁的事。爸妈都是这么过来的，我没理由抱怨，也没理由做不到。

他们没说让我放弃写作，我也还想留点时间感受年轻，但其实我知道要想当作家更难，不只是四十岁，得连下辈子的事也懂。这是矛盾的，不仅是矛盾，更像是撕扯。在这种境况下，在人生中第一根烟的烟雾中，我想起之前听过一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嘘，逃吧，逃回你的炊烟瓦房”。

我认为这句话的重点在这个“嘘”字上——也许我该什么都不说，谁也不告诉，自己偷偷回来。

左歌说怎么能不告诉呢。她说我这种情况很正常，是瓶颈期，她做编辑见过不少，很了解，就像医生了解病人。她可以陪我回来取材，想想办法，权当旅游。她还没去过海边。

可我该怎样了解我的故乡呢？

我站起来，伸开双臂拥抱大海，左歌对我的动作毫无反应，仿佛我身边躺的只是一具尸体，而我看到远处的海面上有一个她的幻影，或者说她的魂魄，那才是真正的她。

她的微笑和她那被夕阳的光辉浸润的长发，都像是褪去咸腥味的海浪一样，无数次扑到我的面前。

但想想接下来的生活，依然真实得让人发疯。

于是我径直走向水里。

左歌说我身上有一股咸味。

我纳闷地吸吸鼻子，说：“你怎么闻出来的？”

她说：“我趁你睡着偷偷舔了舔你。”

我说：“那你松开我，我把衣服脱了去洗个澡。”

她不听，抱住我，胳膊勒得很紧，丝毫不嫌弃我身上未干透的水渍和析出的盐结晶，仿佛是生怕再次失去我。此刻我的身体僵硬得如一尊雕塑，那些盐分就像从我身上脱落的石灰粉末。

她说像老舍、太宰治，许多作家都是投水自尽的，她害怕我还没成为作家就到达了作家的终点。

我说原来你是怕这个，怕的不是我死，而是我一事无成，很可耻。

她点点头，说，做编辑的都这样。

我说那你别害怕，我刚才就是渴了，想喝水。

她气得骂我，你放屁，海水是咸的。

我又问了一句，那你在乎我吗？

她说，“弱水三千，我只取你一瓢饮。”

我说，我早就想对这句话发点议论了，真这样那你的脑袋岂不是个葫芦，一开始是空的，后来又装满水。

她说现在也是空的，工作以后才知道不懂的事会越来越多。

左歌看过的书远比我要多。

她大学一毕业就去杂志社做了编辑，上学时发表的一些短篇成了敲门砖，主编亲自邀请。我说过想看看她以前写的小说，但她不让我看，说是用笔名写的，后来我也一直没有见到她再写小说。她只是说她读到我的稿子、我稚嫩的文笔时，像读到了当初的自己。我曾经在图书馆翻阅了一共有几十本她上学那几年的文学杂志，我觉得其中跟我的语言风格相像的有几篇，但是一查作者，年纪大约三四十。看来我的判断并不准确，也许她发表的不是小说，也许她的文章早已被我排除掉了。无论如何，我暗自琢磨好久也猜不透到底是什么笔名。

四年前的四月，我第一次收到一家杂志的回信，告诉我我的文章被收录了。她打电话让我找她当面商量改稿事宜，电话里的女声很好听。

初次见面，她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忘了关门。淡灰色的毛衣上有反光的亮晶晶的线球，把她包裹得严严实实。头发很长，胸部与桌面间有一定的空隙，随呼吸起伏。我拿着一摞复印的手稿走进她的办公室，替她关好门。整个屋里是和我手上的纸一样的油墨味。我在那张皮沙发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她的桌上散着一堆书，我从里面拿了一本，翻开几页就见了她的笔记和批注，是随手写的，但字很好看。

我赶紧合上放回去——小说我早就看过，内容也还记得，但有了她的字迹，就成了她的私人物品。

以前，我大学里的图书馆经常强调不要在书上乱涂乱画，但是去借小说，总能在书的扉页或者末页找到一两句评价或是对陌生人的祝福，有时还有续写。

这样做有两点教人兴奋，一是打破规则，一是分享秘密。

她醒来已经是傍晚了，窗外夕阳的一点余光斜斜地照到屋子里来，我也昏昏欲睡。

她不好意思地撩撩头发，眼圈有点红，看到我在这也不惊讶。她甩甩被压麻的手臂，说她就是左歌，很抱歉让我等了这么久。

我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看你睡着了就没好意思叫醒你。我当时一直怀揣着稿子首次被认可的喜悦，觉得等再久也没关系，但她这样子，像是早就知道我进来了，早就醒了也不愿意起来。我多少有点怨言，她又年轻漂亮。于是我就避开她的目光，报复性地盯着她的胸口看。

左歌倒是很坦然，她瞥了一眼桌上，问我，你喜欢《雪国》（我刚才拿的那本小说就是《雪国》）的结尾吗？

喜欢，“银河向心坎倾泻下来”，你怎么知道，我说。

我看你的文章的结尾，“我流泪像月亮坠下悬崖”，就想到了这个，这很好，结尾不用改，她说。

我说，谢谢你。

后来我想到这件事，我觉得她一定是看出来我动过那本书。桌子上书放得很乱，但她却能记住每一本书的位置。如果她是要故意放得这么乱，那这么做有什么用意呢？

有一次我想看她扎单马尾，她就扎个单马尾给我看，还要来回摆头，让我体会到有辫子和没辫子时，头发摆起来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辫子的作用。

我没想到她扎头发时手很灵巧，几乎是一眨眼就扎好了。我之前还一直以为她散着头发是不会扎辫子，现在看来只是不想扎。我想她不想扎的原因跟书摆得乱的原因应该是一样的。

她又拢了一下头发，把搭在胸前的那一缕别到肩后，郑重其事地看着我说，你的文章已经拿给主编看过了，我们杂志想找你长期约稿，你大学毕业以后是怎样打算的？

我说，没什么打算，那就这样吧，我可以在这附近租房子。她说，你跟家里商量过了？我说，商量过了。她说，祝贺你。

她像猫一样伸个懒腰，站起来，走到屋子中央同我握手。她挡住窗框投射在地上的影子，那些线条因此折断、扭曲。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的存在改变了这里的空间结构和光线分布。这样的失衡，正是绘画与摄影构图时所寻找的乐趣之一。在模糊失焦的景色中，她凝聚了我的视线。

在这之后，她就在我的书外扮演着一个姐姐的角色，我所有的依恋，都源于她身上的神秘——岁月累积的神秘。尽管她只比我大两岁。

我突然明白了《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为什么会梦到外星人，一个从那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在那样一个只知道吃饭的年代，依然会梦到这种与现实不沾边的怪谈。

我也是一样，在海边的一个破败荒凉的小渔村里，依然会梦到夜空下的花园。

我正在二十一岁的广场上漫无目的，她带我走进教堂。她先救了我的灵魂，如今又救了我的躯体，把我从水里捞了上来。我浑身湿透，意识模糊的时候能隐约感觉到她在给我做人工呼吸，给我送来氧气，就像教堂的屋顶破了个大洞，再也不能避雨了，可是有光照了进来。

海与湖不一样，一般来说，湖心与岸边水几乎一样深，湖岸几乎垂直，而海岸是一个缓坡。我不会游泳，当时的感受可能是这样的：裤子紧贴在身上，越来越沉，水一点一点向上蔓延，越过腰部，到达胸口，身体逐渐不受控制。

当时又是涨潮，我其实很安全，就算她不管我，也有很大可能被冲上岸，根本走不进去。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更像是一种实验或者是表演，体验一次窒息的感觉，让她给我做人工呼吸。但如果我想吻她的话直接跟她说就好了。

所以我猜我这样做只是想体验一下大海让我窒息的感觉。

我知道她的心里装着整片大海，那是规模足以终结世界的洪水。她是上帝也是诺亚。

左歌经常批评我的文章，说里面用词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不服气说，反正我的故乡也是虚构的，这样多少有语言上的陌生感。但我心里明白她说的是实话，我当时受日本文学的物哀影响比较深，喜欢川端康成的雪，喜欢三岛由纪夫的死，却只学了些皮毛，只有哀而没有美，反而显得矫揉造作。

她让我找几本战后回忆录去看看，中国的外国的都行。她说你仔细体会一下什么叫创伤，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故乡又叫血地。

我说，非得是战后的吗？

她说，嗯，非得是战后的，生活就是一场战争。

左歌做编辑，每天要看大量的稿子，我的只是其中之一。

她刚入职，经验不足，主编安排她接待一些老作家老作者。有的确实有水平，稿子让主编来也改不动，她也不用费力；有的三四十了，写的东西还不如我，但是没办法，主编嘱咐过，要逮着他的稿子可劲吹。她的评语写的很漂亮，让作者满意也让主编满意。之后，杂志付梓时的商业宣传文案，接受采访的预备材料等等也都放心地交给她。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写小说呢？”

“我看你写就够了呀。”

“那你的才华岂不是都浪费了？”

“不会，你才是最有才华的。”

“在遇到我之前，你对每个作者都这么说吧。”

“呵呵，是吃醋了吗？从我的主观来看，你写的一定是最好的；从客观来看，应该在杂志里算中等水平吧，但是很有潜力。”

每月十四号，我从她的手里接过稿费，这对我是很神圣的仪式。

凡是属于我写的文章的稿费，她一分都不会动。有时我一个月什么都没写，也有一定的稿费补助，她会说请我吃顿饭就抵账了，简直比有些缺德公司用游戏币当工资这样的行为还缺德。

她强调说：“我们之间不是金钱交易的关系。”

在《黄金时代》里，王小波喜欢把乳房和屁股比喻成苹果，冷苹果、软苹果、风干的苹果，各式各样，好像人就是一棵苹果树，什么也不干专结苹果。

从苹果这个意象来看，我们之间应该是自然朴素的“伟大友谊”。

这种伟大友谊的一种表现在于，她晚上偶尔会来找我喝酒。我们都在这座城市租房，彼此挨得不远不近，只是嫌搬家麻烦，房子太小，就没有搬到一起。我白天找份兼职，晚上回来读书写字。

窗外一直下雨，像夜空要滴落下来。

她敲门，提着一袋啤酒，伞没有完全收起来，还向下淌水。

请不要责怪今晚的天气，她说，她之前看过一部动画，里面有一集讲的是，两个小女孩在世界末日之后，找到了一处避雨的废墟，她们在屋檐下摆上吃过的罐头盒子，开口朝下排成一排，雨滴落在上面，形成简单而有节奏的声音，这或许是人类的音乐最初的形式。她说可惜她不会乐器，不会弹钢琴也不会弹吉他，既不古典也不摇滚。我说你唱歌已经很有天赋了，音域宽广，对不同类型的歌都适应得很快。

我问她，你是因为你的名字才去学的唱歌吗？

她说，对呀，总不能辜负了这个名字吧。

她在外应酬从不喝酒，我也没什么酒量，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想喝一点，她也会陪我。喝完酒，她和我一起念海子的诗，从积雪的屋顶到下雨的德令哈。

她似乎是通过海子的结局想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没有问完的那一部分。

她问我，假如你是岛村，你觉得……

你就是叶子，我打断她说，岛村刚到雪国时，最先看到的就是叶子隔着窗玻璃的形象，与遥远的群山的景色融为一体。

她说，可是叶子最后不是……

我说，没关系，你从生到死我都会记得你。

我又说，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说我来自海边，我要带你去看看波涛；你说你来自星空，你要带我去看看银河。

她说，本来忘了，你一说就想起来了。

我说，你一定不要做流星。

她说，那我就做恒星，在爆炸的时候，送你一枚铂金做的戒指。

看我已经不怎么咳嗽了，左歌陪我到沙滩上的更衣间里把衣服晾干，又拍着我的背，再让我多干呕几下，把肺里的水排净。等我安置妥当，她说想和我去城里散步。

她不想去见我的父母，不是讨厌他们，而是因为，一进我家，就要开始讨论有关结婚的事宜了。之后便是生孩子，养育，重复，衰老，没完没了。

还有小区门口的超市。

酒、烟。汾河、玉溪。

酒精是一团混沌，把脑子搅浑，想什么也想不明白。烟不是，烟是压制欲望，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不去想。

我们在沿海公路打车去市中心，路上，透过车窗向外看，郊区火电厂的烟囱里冒出云一样白的烟，跟天上的云接在一起。

但云是干净的，烟是脏的。

我的家乡正在建设。我们在一条没听过名的商业街下车，付款时司机说听口音你们是外地的吧。我说她是，我不是，我几年没回来了。司机说，难怪，这条街是去年才建成的。

我和左歌走过十字路口，两条路和四个红绿灯把这片区域划分成四块，有一块是大商场，楼的高度不亚于我在左歌的城市所见的那些。还有一块是一处工地，在她身后，远处，因为工人的操作失误，一根长长的工形梁从十几层楼高的起重机上脱落，划过夕阳，砸断几根电线，掉到地上，腾起巨大的烟尘。

半个城市的路灯刚刚亮起就又相继熄灭。

我的耳朵里流出血来，灼伤我的右半边脸颊。

起初的耳鸣是一种有节奏的鼓点，对我的影响还比较微弱，路上偶尔犯了，我还会下意识地按照这种节奏迈步。后来声音带刺，演变成像是海风带着盐粒摩擦海岸一样，耳膜有时候会有溺水般的疼痛，怀疑是发炎了，但是去医院也查不出任何毛病，就不了了之了。

有一天夜里失眠，左胸口一阵生疼，疼得我蜷缩在被子里不敢乱动。不仅如此，耳鸣也厉害了，来自体内的噪音吵得我不得安生。

过一会感觉舒服点了，就拿起手机给她发：今夜的玫瑰又醒了，如同我的心脏。

第二天早上，她看到消息问我，要不要以后晚上都过去陪我一起住。

我说，不用了，我也不是小孩了，晚上不怕黑。

她说，但是你给我发这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我就哭了。写作这么没用，不仅养不活我，甚至不能减轻我的痛苦。我决心去考公务员，这更像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我想，孙少平要是早一点遇见外星人，或许也不会产生什么对生命的思考，他可能会求它给他们家蒸一锅香喷喷的白馍。因为那时候，地球上已经没有人可以帮他们家解决困难了。

小学，学校组织参观工厂车间。那时候我那么小，看那些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有条不紊地操作机器，非常崇拜他们。回家后，父母会讲，几年前，某某工厂的工人，因为操作失误或者是机器故障，车床没有完全停下来，从此手指永远少了一截。在古代，有很多流民，吃不饱饭，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躲避战乱，但飞到哪都要接受生活的处决。

而我哪也不用去，我生活在巨大的机器产生的狭窄的夹缝中，电流不会流过我的身体，它们有更顺畅的通路可走。

星光黯淡如迷雾，耳鸣像晕成一片的车灯一样在意识的边界横冲直撞。

我开始想念那些机器的轰鸣声，并不悦耳，能毁掉一天的好心情，也能盖过耳鸣。它们生前苟延残喘，声嘶力竭，但死去时却寂静得像凋零的落叶。这个过程像我小时候爱往炉子上放的冰块，嗤嗤地化成一滩。

然后消失。

左歌坐在天台的边缘吹风，街对面的整栋大楼在她的眼眸中摇摇欲坠。

我爬了十几层楼找到她，推开门，看见她的两条长腿伸出天台荡来荡去。她听到声音回头，看到是我，就轻快地跳下来，朝我跑过来，揽住我的脖子。

我简直窒息得要昏过去。

她扶着我走下楼梯，摸摸嘴唇，脚步有一种恶作剧成功的轻快。

走廊两侧都房门紧闭，尽头是一扇窗户，光线昏暗。墙上和地上都贴着很多绿色的“安全出口”的标识。

在一层的尽头蹲着一只白猫，墨绿的瞳孔扩张到最大。左歌说之前有人用外卖吃剩的鱼喂过它，楼里还有暖气，它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左歌问我，你找过主编了吗？我说，刚才找过了，跟他说以后不写了，他挺惋惜。我说我妈单位有个市作协的，但是不会写公务员的材料报告，平时不怎么说话，写的书单位里同事又看不懂，挺不受待见，后来被领导安排了个闲职，仓库管理员。主编说，唉，是啊，会写文章也没什么好的，我也早就想辞职了。

那只猫看了我一眼，张大嘴，我以为它要叫两声，但是它只是打了个哈欠。

她说，你耳朵怎么样了？我说，不太要紧，就是偶尔能听到有人在耳边说话，声音不大，像是电影里无聊的旁白一样，只要转移一点注意力，一会就没事了。她说，那不是很严重吗？这已经不是耳鸣，而是幻听了吧？我说，没关系。哪些话是你说的，哪些话是它说的，我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她说不行，我听说耳鸣对公务员的入职体检有影响，你不能不当回事。

我们走出办公楼，连绵不断的乌云被冻裂了一道口子，之后就下起了雪。

“你答应我吗？”

“我答应你。”

“答应什么？”

“你刚才说的啊。”

“答应什么啊？”

“我答应你，我去治病，花多少钱也治。”

左歌哭着把我搂进怀里。她胸口的柔软隔着毛衣抚慰我的脸颊。我比她要高一点，要维持这样的姿势就不得不稍微弯曲膝盖。我说她以后干编辑还是要接触文学，她说她理解我的羡慕和我的痛苦，她同情我但是只能止步于同情，没有办法。我说，我知道你理解我，从你一见面能说出我的文章结尾是根据雪国的结尾写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我的人。

她说，等过两天你治好了，我就跟你结婚。

我说，你这么漂亮，嫁给我不委屈了？

她说，不委屈，从来不委屈。你好好复习考试，等以后工作稳定了再拾起笔来，再过十年，你一定能成为大作家，到时候各路领导都来巴结你，我作为作家夫人也有面子。人家说我是伯乐，可惜的就是我成不了杨绛。不过之后你们这的旅游业会有发展，我们死后，会有人来我们的故居“朝圣”。

这次我没有接话。再过十年，只能是我长成我爸，她长成我妈。

在医院里，签完手术协议，我不停挣扎，死活不肯进那个屋子。主治医生就用束带捆住我的手，勒得我手腕发青。但他们还留下了最后的仁慈，他们没有封住我的嘴。

周围围了一圈他的学生或者是助手，大家都来观摩特殊病例，学习处理医患关系。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白大褂，试图把他想象成她。我原本想冲他大吼大叫一通，可是把他想象成她之后，就再也无法对她发脾气了。

但我还有几句话非说不可，必须现在说，对她说。

我的耳鸣。治好了它，从此以后，我的生活还剩下什么？

左歌在我的人生中走过一段，离开她我就再也不会失眠了。因为我需要在梦里想她，需要在梦里找到她的歌声，像一声悠远的啼鸣，也像一声叹息。夜莺为我衔来玫瑰，又被尖刺刺入心脏，染红羽毛。可她的伤痕必然要贯穿我今后的人生。

你给予了我一切，又毁掉一切。你付出了你的一切，又索求我的一切。

你的血管抽干太平洋里的水，在撒哈拉沙漠的上空下起雨。

你是我心中的火焰，是我溺水的疼痛。你让我在冬天写出盛夏的蝉鸣，让我在水下写出清澈的笛音。

我听到医生说病灶在体内。我走进手术室，闭上眼睛。他们切除了那个器官。

世界清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