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最近看到有人讨论今年的香港金像奖提名，语气不乏嫌弃和不解：

连刘德华、谢霆锋都不提名，金像奖这么“作死”，还有多少人会看啊？

其实平心而论，与前几年的名单相比，今年提名的电影质量有所上升（去年金像奖停办一次，因此今年评选范围是2020-2021两年内的电影）。

但说实话，它的确不是影迷们熟悉的那个金像奖。

它没有往年大导演竞逐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盛况。

始终坚守阵地的许鞍华也“马失前蹄”，罕见地没有入围任何重要奖项，倒是以她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让首次掌镜的文念中得到了最佳导演的提名。

每年讨论度最高的“最佳男主角”，从前那些熟客，如古天乐、梁家辉、郭富城等人悉数缺席，呼声很高的刘德华、谢霆锋也遗憾落选。

媒体能打出来的也就是“吴镇宇VS林家栋”，或者“86岁谢贤继终身成就奖后再获最佳男主角提名，或为史上首次”这样的标题，受众再年轻点的还得解释一下谢贤是谢霆锋他爸。

况且，这段时间香港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尔冬升接受采访时被问到颁奖典礼要怎么办，他给出的答案是——“看着办”。

反正赶鸭子上架的事情做过太多，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愧是老港影人了。

总而言之，这届金像奖肯定不比从前那样星光熠熠，大部分入围影片的商业性风光难续。

但褪去了明星光环之后，你会发现香港电影作为华语电影的重要分支，如今仍旧发挥着强劲的力量。

新生代导演对香港地区的社会性探索正在逐渐深入。

今年入围项目数量的前十名，有超过半数的电影都对香港当下社会环境进行过直接或间接的指涉，在讲述主线故事的同时不忘兼论个人与环境的关系（《智齿》《浊水漂流》《妈妈的神奇小子》《手卷烟》《杀出个黄昏》《怒火·重案》《拆弹专家2》）。

虽然它们的类型、风格、规模不尽相同，但其内里的现实观照和社会批判气息却一脉相承。

上述提到的电影中，有几部甚至可以看做是“一体两面”，创作者的手法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探讨了同一个主题。

身份焦虑、边缘人群、社会老龄化……坦白讲，这些都是老话题，以前也不乏与之相关的优秀港片。

而在如今的大环境下积极呼应社会现实，把本就不多的资源投注于徘徊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边缘事，是对“港味”中人文情怀的继承和延续。

若是再往前追溯五届金像奖，这种变化和继承则更加明显。

港片在变，“港味”也在变。

作为观众的我们，不妨抱着发展的眼光去看这些“风光不再”的港片。

有时候强光褪去，我们才能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

01

在影迷的印象里，好像很难把香港和“灰色”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受高度繁荣的影视娱乐业影响，人们从香港电影中了解的“香港”，是一个五光十色、充满传奇色彩的想象空间。即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九龙城寨，亦能成为赛博朋克的灵感发源地。

但如今，这层“面纱”被逐渐揭开，另一个“香港”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新闻里，它时常化作冰冷的数字和刺眼的场景。

在电影中，那更是一个影迷们并不熟悉的空间。没有悲情英雄，没有小人物大智慧，只有各式各样的边缘人物徘徊在城市角落，需要抱团取暖才能勉强过活。

近些年，这群边缘群体似乎构成了本土创作者的创作基石。由他们发散开去，创作者们试图揭开香港社会多年来积攒的病灶。

简单回顾本届金像奖的入围影片，你会发现这种创作心理已经普遍根植在新导演的创作自觉之中。

这些入围影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香港”。

“垃圾”成为十分重要的意象。

白天，城市车水马龙，露宿者拖着全部身家消隐在茫茫人海中。

夜晚，他们又快速聚拢，如游魂般出现在空荡的街道。

他们吸毒、唱歌、聊天，或者把自己裹住，沉默地睡去。

他们当中有瘾君子，有精神病患，有孤寡老人，也有从良的妓女。

他们像是随风乱舞的塑料袋，滚落在马路上叮当作响的空易拉罐，或是居民随手泼出去的脏水，被放逐在城市的公共空间，没有来路亦不见归宿。

这是《浊水漂流》中的“香港”。

《智齿》则更生猛。

导演郑保瑞直接将“香港”变为了“垃圾之城”。

属于繁华都市的标志，如高楼、地铁等，与成堆的垃圾融为一体，配合影片的黑白画面，构成一幅充满隐喻的城市景观。

画面中的垃圾肮脏得足够真实，那是剧组人员连续3个月每天整车运送来的“新鲜”垃圾。

每当列车咆哮而过，轰鸣声随铁轨远去，留下的是被南方暴雨浸泡过的残渣、尸块。

残缺但肃穆的神像，立在成山的垃圾堆之上俯瞰众生。

主角展sir和不良少女王桃在污秽的环境里上演猫鼠游戏。

王桃被各方人马虐待、折磨，黑色的伤口遍布全身。

她时常蜷缩在画面一角，污糟的身体天衣无缝地融入垃圾堆中。

在这个幻想的“香港”中，人如垃圾，而城市又由数以万计的垃圾填满。

那些侥幸未能与垃圾为伍的人，也要被迫习惯臭气熏天的生活环境。

同样，“垃圾”的意象也出现在谢贤、冯宝宝主演的电影《杀出个黄昏》中。

独居老人谢贤回家的路上，瞥见有人在附近的垃圾桶捡垃圾。

很快，他工作的面店将他辞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削面如小李飞刀般神速的机器人。

他也成为了没用的“社会垃圾”。

好在，他还有一技之长。

年轻时，他曾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帅气杀手。老年失业的他决定和老友创办“耆英天使”，为所有不想活下去的老人提供临终关怀——

帮他们自杀。

谁能想到这项偏门生意异常火爆，甘愿花钱受死的老人纷至沓来。

这群老人无人关怀，无事可做，最后沦为各种意义上的“垃圾”，只求能死个痛快。

后来，“耆英天使”甚至吸引到了未婚先孕的失足少女前来求死。

影片最后，几个孤寡老人和年少的未婚妈妈组成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其他几部商业片在叙事上套路更加明显，但模式化的剧情中偶尔也会闪现几声呐喊。

比如《妈妈的神奇小子》作为一部体育励志片，聚焦的是残疾运动员如何突破身体和物质条件的桎梏完成逆袭。

其中，男主角曾有一群残疾队友，他们年纪大，生存压力重，心怀梦想，却不得不面对不公平的现实。

影片借教练之口披露香港残疾运动员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残疾运动员获得成功往往要比健全运动员付出更多的身心代价，但换来的报酬甚至无法养家糊口。

主角凭借超高的天赋、母爱的支撑以及好运气得到了全社会的关心，但是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队友们却不知在何时悄然退场，再也没出现过。

《拆弹专家2》则更加直接。

刘德华饰演的潘乘风因公致残，被调离一线，大好前途尽失。

他在警队表彰会上打出“用完即弃”的横幅，尽管同事一再解释这是正常调动，他依旧认为自己是被抛弃的“垃圾”。

他喊出的那声“我不是疯，我是痛”，被认为是替苦闷的香港发出了一声呐喊。

总而言之，很难不承认，本届金像奖入围影片勾勒出的社会景象是一片真正的灰色空间。

青年精神空虚、中年苦苦挣扎、老人老无所依，别说30年前，哪怕放在10年前，你也很难想象香港电影会集体呈现出这种状态。

02

集体无意识的背后必然有共同经历的社会现实。

也许正是《智齿》准确击中了香港社会紧绷的神经，这部风格强烈的影片成为今年的金像领跑王。

而更有趣的是，质量一般的《梅艳芳》紧接其次，超过领跑金马的口碑佳作《浊水漂流》，以12项提名排名第二。

这两部电影的差别，仿佛暗合了近年来香港电影两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种致力于社会批判，直击社会痛点；另一种追溯旧时代，至于浇的是何处之块垒，则取决于导演的艺术追求。

《智齿》和《浊水漂流》无疑是第一种趋势中的佼佼者。

香港中生代和新生代导演同台竞技，风格完全不同，却犹如“一体两面”。

《智齿》的导演郑保瑞属于香港中生代导演，他延续了自己一贯的风格，压抑、癫狂，用商业元素包裹对人性的严肃探讨。

而新生代导演李骏硕则冷静、克制，多视角呈现社会问题，追求纪录片式的真实力量。

然而两部电影的主旨惊人的相似——

社会边缘群体如何才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

香港电影中越来越浓厚的“边缘感”，恐怕与香港电影现状以及这座城市自身的发展不无关系。

香港商业电影尚未衰落的时期，有雄厚的资本和市场支撑，老一辈电影人底气十足，心境和眼光自然如富家公子般豪迈贪玩。

到了今天，本土电影已经到了需要政府出面资助、演员反哺片方才能坚持下去的地步，创作者的心态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心态，也许更容易使电影人与社会边缘人群产生共鸣，帮助他们从底层仰望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市。

所以，大部分入围影片在剖析这一问题时，都有意识地从边缘人群的个体感受出发，呈现他们重新寻回尊严的过程。

《杀出个黄昏》里，几个老人靠“替人自杀”找回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这背后，是香港移民潮导致的遗弃老人现象激增。

目前香港本土的独居长者已高达15万人，老人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据相关部门调查分析，2020年香港60岁或以上女性群组中每10万人就有15.3人自杀。

影片最后给出一个童话式结局，却让大部分观众不满，毕竟血淋淋的现实面前，这样的结局太不真实。

但为这些群体安排救赎之路依旧是大多数导演的选择。

《智齿》《手卷烟》《妈妈的神奇小子》中都涉及“救赎”的主题。无论是出于哪种考量，这几部电影最终都以“双主角”的故事模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智齿》中的展sir在“追杀”王桃的过程中，良知与怜悯被唤醒，由追杀者变为救人者。而唤醒他的，是王桃自戕式的愧疚和自虐。

一个自我放逐的人和一个被社会放弃的人，在对抗中发现彼此人性中的闪光点，最终达成“救赎”，这是边缘人群找到自我价值的另一种方式。

《手卷烟》中也利用这种方式，让两个漂泊无依的边缘人重新找到自我价值。

《妈妈的神奇小子》中，推动残疾运动员实现自我价值的是母爱，亦是一种相互拯救。

当然，这方面表现最为出色的是《浊水漂流》。

李骏硕以十分严谨客观的态度反思了“救赎”这个被反复书写主题。

他跳出了“边缘人=受害者”的思维，在《浊水漂流》中，这群流浪汉身上的阴暗面与他们的闪光点一样明显，可能更甚。

当一个人并不值得或者不愿意被“救赎”时，他是否还有找回自尊的权利？他又该用什么方式重拾自尊呢？

无家可归的瘾君子辉哥有柔情的一面，他收留智障少年，拿他当儿子。他也和片中的老爷（谢君豪 饰）有一段相互依靠的友谊。老爷自杀后，他是露宿者群体里唯一为之流泪的人。

但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自私和恶意。他向社工坦言，每次队友出狱，大家都要请他吸食毒品，为的是把他重新拖下水，免得自己孤单。

正是对人性有如此坦诚而丰富的解读，《浊水漂流》从一众电影中脱颖而出。

辉哥不满政府把他的家当当垃圾收走，坚持与政府打官司，拒不接受赔偿，只为得到一句来自官方的道歉。

最终，辉哥并未等来道歉，他纵火自焚，决绝地与主流世界一刀两断。

这种完全背弃主流价值观的悲剧主角，在香港电影中十分罕见。

更难得的是，李骏硕引入政府、社工、大学生等多个视角探讨露宿者的权利边界在何处，引出观众对个人自由的边界、城市与个体的关系、社会工作的出路等多维度的思考，展现出极强的职业素养。

或许这不仅仅是辉哥守护自尊的方式，亦是李骏硕这批香港新生代导演捍卫创作尊严的方式。

03

正是通过《浊水漂流》，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新生代导演势不可挡的力量，抑或是一种进步。

尽管影片涉及政府、边缘群体、社会治安等多重要素，但《浊水漂流》无心做直白无趣的政治寓言，也不是漫无目的的泄愤檄文。

导演以第三方视角客观呈现具体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不讨好、不媚俗、不泄愤的特点。

因此，本片既没有落入《麦路人》那种虚假的温情中，也避免沦为《三夫》那样的奇观展示。

它拥有真正的现实主义特质，一种浸着血泪的不屈，这正是我们渴望看到的华语电影。

那些随口说着“香港电影已死”“金像奖没落”的人恐怕忘了，《浊水漂流》以及上述所有电影都在香港正式上映过。《浊水漂流》拿到了600万的本土票房，对香港市场和文艺电影来说，不算个小数目。

而我们甚至连在大银幕看到它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更要看到，香港电影在此时能出现《浊水漂流》《智齿》这样的影片，并非一蹴而就。

实际上，从2016年翁子光导演的《踏血寻梅》横扫第35届金像奖开始，金像奖或者说香港电影就已经开始出现转向社会批判的势头。

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导演将镜头对准从前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譬如麦当劳里猝死的流浪汉，被肢解的援交少女，压抑一生的老年同志群体……

而越来越本土化的金像奖也乐于对这些聚焦香港社会的创作者们加以褒奖。

《踏血寻梅》之后，香港影坛又陆陆续续出现了《一念无明》《沦落人》《叔·叔》《金都》等关注现实题材的优质影片，大部分是小成本文艺片，很多电影甚至不具备商业元素。

好作品数量虽不多，但每年总会出现几部，且无一不根植本土，即便像《金都》这样的都市女性题材作品，也有关于港人心态的细致描绘。

而且，这股从2015年萌发的社会批判风潮与前辈的作品相比也有明显不同。

要说电影折射出的社会心理，不得不提1997年前后的大批港片，商业片以《无间道》为代表，文艺片以陈果的回归三部曲为代表，全都不约而同流露出身份焦虑和对未知的恐惧。

尤其是回归三部曲，同样以社会边缘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但其主人公大多保有青少年的状态，要么懵懂无知却浑身攒着一股蛮劲，要么每天浑浑噩噩，看不惯周遭的世界却又只能随波逐流。

萦绕在他们心中的焦虑是无以名状的，他们的苦闷没有实体，反抗也无法落到实处，只能郁结于心中，等待某天突然爆发。

但近五年出现的这批新生代导演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则更加具体、细化。

比如《一念无明》中，导演黄进会充满耐心地追踪一个躁郁症患者试图重回社会的各种努力。

他想上台向新婚好友表达祝福却又百般犹豫，怕吓到别人，事实证明，旁人的确被他突如其来的坦诚吓坏。

出院后，他和父亲挤在逼仄的劏房，父亲难以理解他，又要小心翼翼地试图理解和照顾他。那份心酸，最终化作父亲丢出去又捡回来的烟。

所有的焦虑、苦闷、恐惧，最终都要化为行动，才能度过难关。

生活仍在继续，香港电影也在继续向前，这些新导演正在做的就是捡回因为一时激愤而被丢出去的烟。

他们不再描绘焦虑本身，转而将镜头对准这些边缘人群的行动。

无论是试图重新建立与社会的联系，还是放弃认可转向捍卫自尊，这些社会少数群体被记录下的一切努力，恰恰是生命力存在的最好证明。

第20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在给《踏血寻梅》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一次很坚定的电影理念追寻，翁子光探问实情怎样发生过，

大胆想象真相，也坚决在地书写。

无论这些新生代导演们是因资金、人脉限制被迫驻守香港，还是主动献身于“香港本土电影”，他们的“大胆想象”和“坚决书写”都是一个神话时代过去后的必然结果。

失去资本的宠爱，直面盛极而衰的现实，反省这些“皆尽过火，皆尽癫狂”的岁月里究竟错过了什么，遗忘了什么。

也许才是香港电影“向死而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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