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根据4月数据，希腊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21万。一个媒体人出身的中国留学生，便是这321万分之一。他去年10月到希腊，3月查出阳性，然后开始独自应对，直至转阴。他专门撰写6000字抗疫日记：他是怎么感染，怎么居家用药，怎么熬过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1

我阳性了。也许更早几天，我就已经被感染了。但我不清楚，直到3月8日早上自测结果出来。

那天早上八点，我刚从卧床26个小时中醒来，感觉很差。我头疼、咳得厉害，而且浑身酸疼，一点都不想动。上午九点钟有课，我在考虑要如何请病假。

上海的一位朋友发来消息，希望我帮她下载一份文档。我勉强起床，打开电脑。在下载文档的间隙，我洗了把脸，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出门到楼下药房买自测包。雅典的这个3月上旬格外冷，天气预报说过两天还要下雪。

药房里只有我一个顾客。柜台上树立了玻璃板，专门用来隔离顾客和药剂师。药剂师对这么早就有人来帮衬他的生意感到很高兴。我开门见山，说要一个新冠自测包，他面无表情：“三块五”。

说明书是希腊文，好在我之前努力学过，看懂了在什么情况下是阳性、什么情况下是阴性。我撕开塑料包装，把取样棉签拿在手上。

根据说明，棉签捅进鼻孔应该达到2.5厘米，然后搅动五圈。我手掐着大概2.5厘米处，充满了捅鼻孔的恐惧。在5分钟的心理建设后，我把棉签伸进右边的鼻孔。刚搅动两下，我就赶紧拔出来，打了个喷嚏；换个鼻孔继续，还是两下。我把取样戳入试剂，按照规定搅动六圈，之后扔掉棉签，将试剂用另一个盖子封上，倒立，将试剂滴入检测仪。我挤了四滴。

根本就不需要等待15分钟。20秒不到，试剂渗过试纸，在T处留下一道红色印记，接着继续往C的方向渗透。我看到T处的印记，就知道结果了。不到一分钟，试纸印记稳定下来，清晰可辨，两道红线：“θετικός”（阳性）。我拿起字典，又查了一遍这个单词的意思，还是阳性。

这个时候是早上8点43分。我不用去上课了，要赶紧给老师写信请假。昨晚的考古学论文，可把我难倒了。我头昏脑涨，抱病阅读满是看不懂的术语的论文，勉勉强强，终于赶在最后期限敷衍地提了一个问题，以证明我的确是看了材料。

老师很积极地反馈说，“没明白你的意思，建议你明天课上当堂提出。”我吓得不敢回复。现在，这个难题不存在了，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他肯定已经忘记了这事。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之前是他一直催促我做检测。他告诉我应该马上打电话给医生，按照当地的指引操作云云。可我只想去睡个回笼觉。过去两天，我一直被我理解的“重感冒”折腾，我都忘记自己是不是发烧过，也不记得去买个温度计。

下午醒来的时候，我收到北京朋友的短信，问我“医生咋说”。我感到很愧疚，感觉辜负了对方的关心。我马上查询了我之前接种疫苗的那家医院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里是希腊语，大概是什么情况下按1，什么情况下按2。我听懂了数字，但听不到前面说的啥。我依据经验，按了0。电话收线了。

我感觉到很挫败，换了一家医院打。这次有人接听了。我告诉他：“我感染了，阳性，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对方问了我的年龄后，就丢给我一句话：“请注意休息。如果你感觉很严重，请来医院。祝你早日康复。”

他还少说了一句“多喝热水”。因为我刚学的希腊语课本中“看病场景”的对话里，医生告诉病人说：“我给你开点退烧药，你要多休息，多喝热水。”

我又把这篇课文复习了一遍，想起我的希腊语老师近期也感染过。我跟她请假。她发来不咸不淡的几个字：“你阳性了。”过了一会，她又发来一行字：“记得吃Depon，早日康复。”

Depon是一种本地的泡腾片，我之前有时在课堂上感觉头疼犯困，她就推荐了这个药给我，2.8欧元一盒，8片。我找出来，冲了一片喝下去。这个时候我想起来我已经差不多40个小时没吃饭了。我两腿发软，感觉走路在飘。我给自己煮了两碗粥，煮了两个鸡蛋，拌了白糖吃了下去。味觉还在。

我又翻回去睡觉，直到下午被电话吵醒。

2

出国之前，我对感染这件事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希腊这么一个人口只有1200万的国家，这几个月每日新增都稳定在2万人左右，高峰时期日增5万人。

所以，尽管不愿意，但我明白自己大概率是要被感染的。

我在这里的生活跟我的希腊语词汇一样单调，每天两点一线，基本不去市中心。按当地政府规定，在接种疫苗之前，我每周都要做核酸检测。我在国内没有打疫苗，来这里之后，先申请了当地的社保号，之后才能预约打疫苗。社保号申请只要10分钟，但取得接种资格花费了2个月。

确诊感染后，我也曾努力回想过，究竟是在哪一刻被感染的。病症初起是在3月5日星期六的夜里，那天白天我去市区买了两本书，回程经过一家彩票店时买了张彩票，然后去埃及朋友的家里吃晚饭。回来后，我感觉到嗓子略有不适，怀疑是刚才的北非咖喱和埃及红茶导致的。

第二天是周日，我外出散步，路过一处古罗马时代的浴池遗址，遇到了一只乌龟和一只猫，我还给它们拍了照。初春的太阳很暖和，我坐在车站的椅子上眯了十几分钟，之后起身回家，到家后觉得发冷，也许是在长椅上打盹的时候着凉了。我吃了一粒感冒药，倒头就睡。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我发觉已经下不了床。

我得了“重感冒”。干咳、鼻涕、头疼，浑身酸疼无力。我裹紧被子，又继续睡，直到傍晚才有点力气说话。我一整天都没吃饭。从之后的情形来看，这天是我最艰难的一天。

我告诉北京的一个朋友，我可能确诊了。他强烈建议我去检测一下。我无力起身，于是就把这事拖到了第二天3月8日。

3

一个电话吵醒了我，是老师打来的。除了慰问之外，她建议我去做一个详细的PCR检测，“因为自测可能不准”。我知道她在安慰我。自测结果的正确率是98%，只在理论上存在误测的可能而已。

“不要骗自己了”，我对自己说。当然，在程序上，我需要把自己感染这事纳入政府的数据系统中，不管是未来病情恶化需要住院，或者康复后领取证明，都需要一个正式检测报告。我打电话预约了一个PCR，约了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去做。

我看了一下表，大概是下午5点半，北京时间临近午夜。我又望了一眼扔在桌子上的检测试纸，两道杠有点刺眼。自测试剂的包装盒还在，我拿起盒子仔细看了看。这个自测试剂是杭州生产的。

第二天，3月9日，我几乎掐着点，在12点前到了检测机构。我支付了47欧元检测费——确诊期间我最大的一笔花费。医生在咽喉、两个鼻孔等3处取样。回去的路上，我拐进药房，买了一支温度计。

购买温度计，是我对这件事开始认真对待的第一步。我不清楚在我卧床期间是否发烧，也不了解身体状况，这是非常错误的措施，我得纠正它。我在当天下午第一次量了体温，36度。几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4点51分，我收到了邮件提醒，发件人显示，这是我的正式检测报告。当时我正在学的几个希腊语单词是：头晕，咳嗽，发烧，感冒，牙科，神经科等一堆医学类名词。

报告中的“POSITIVE”（阳性）是红色加粗标注的，后面还附带了CT值。希腊卫生部的消息说，今日新增感染23335人。这份检测报告，将我置于这份数据之中。通报还说，当日新增死亡61人。

斯多葛主义者惯于凡事多往坏处想，降低预期，这样一来，当坏事真正降临时，一切都在预料中，就不会感到失去什么。

所以我就想，我在去年10月就应该感染，而我竟然幸运到5个月之后、而且在打完疫苗之后才中招，何况这些数字跟平时一样，并无出奇。而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巴黎队在一场赢球概率在6成以上的比赛中输给了尼斯队，我连这张彩票都没买对，怎么会买对千分之几的死亡率呢？

我精神恢复一些了，感到需要找人聊聊天。我出来读书以后，数次被人问起“你在外面有没有想家，想念国内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想念他们了。我在老同事群里问，“你们最近有啥新变化吗，说出来听听？比如谁分手、谁失业。”

其中一个前同事群里，S说她的车被刮了，车后摄像头被人偷了，她准备调监控把那人揪出来；W刚离职了，下一份工作准备去北京；X在隔离期间牙疼，脸也肿了，还发了一张自拍以兹证明；Y说她密接了，正在隔离；L说他最近发掘到一套不错的古籍影印本，可以云盘发给我。

北京的一个群里，H说自己的基金；Y说在单位睡了两天，就像在网吧包宿；J在吐槽居家办公以来没日没夜，时刻被同事找。

轮到我了，我说我确诊了。接着我就收到了一大堆的问题和反馈。S转给我一篇关于新冠后遗症的报道，还特意说明“并没有开车，只是有求知欲”。北京的Y仔细地询问我的症状，表示要给我寄一些药品，还推荐了一款对治疗咳嗽有利的设备；这让我感动不已。

相比国内朋友的热情和紧张，身处国外抗疫差生的朋友“冷漠”很多。对日本抗疫已经不再抱有幻想的Z的第一反应是：“你应该就免疫了吧”。在荷兰读书的T祝我多休息，自嘲说自己可能已经感染过又好了。

天气预报很准确，傍晚果然飘起了雪。望着窗外寒风刮起的树枝颤动，我又故作深沉了。我想念此时上海街巷温暖的早晨、汉口江滩上的风、杭州断桥春天下的余晖。雅典真冷。

手机又响了。在确诊报告抵达后一个小时，我接到检测机构打来的电话，确认我是否收到了通知。我说收到了，然后问他：“我现在阳性了，应该怎么办？”

“不要担心，好好休息。”电话里说，“会有XX机构联系你的。”

我对这个机构名词感觉很陌生，继续问他：“大概什么时候联系我？”

“三到四天。”

4

我没有接到“XX机构”的电话，到现在都没有。期间我只接到一个本地电话，3月10日，就是我收到检测报告的第二天上午，一个女的在电话里自报家门，说她是Public方面的。我以为是昨天被告知的“XX机构”，赶紧问她有何指教。

她说，“你订的书还需要吗？我们可以尽快给你送过去。”

我想起来了，是两周前在一家名叫Public的网站上订的书。我说你们这几天送来吧。

第二天，我收到了6本书。我远远地站着，打手势，指示快递员把书放在路边的石墩上，我自己搬就好。我虽然有点虚弱，但拆快递还是很有劲。这些书里有一本索福克勒斯的《忒拜戏剧集》，里面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开篇就说，忒拜城遭遇了一场瘟疫。

现在我要找点事给自己。病症初起的那天，也就是3月5日，我在市区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在旧书摊上买到的《月亮与六便士》，一本是牛津版的《战争与和平》。

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我在15年前就读过好几遍，尤其是这本书的第五十章。那天晚上，我还把这一章念给我的埃及朋友听，因为作者提到了发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故事。

至于《战争与和平》，对我而言是一座高山。这几天，随着俄乌局势的发展，欧美出现了一种滑稽的抵制风潮，以至于米兰的一所大学原本进行的一场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也被取消。这让我觉得，也许俄国人的书被下架也不是件太奇怪的事。于是，当我在书店看到这本红色封面、牛津版、字典纸印刷的《战争与和平》时，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赶忙买下了它。

我好像特别会打发隔离中的无聊时光。前年此时，疫情第一年，我在杭州隔离的半个月，除了在线办公，还读完了一大厚本王尔德的小说和戏剧。去年8月，我在隔离的四个星期里，学完了《大家的日语》第二册和半册第三册，以至于我解除隔离后特别怀念那一段时光。

未来至少一周，也许要两周，我都没办法去学校上课。为了不让课业生疏，我把那篇看病场景的对话，反复跟读录音，终于把它“熟读并背诵”了。我看完了陈松伶在神仙打架的年代里主演的一部电视剧，追了好几集穿墨绿色衬衫、盘膝而坐的主持人用低沉的嗓音、饱含深情地讲解中国古代艺术的视频。我又重新读了《蒂凡尼早餐》的前面一小部分，把霍莉在家庭舞会中对“我”说的那几句话读得滚瓜烂熟。

还有点时间，我就胡思乱想。我以前很多次幻想过死亡之后会怎样？这不免有一些矫情，但在中招之后，的确有人问过我，要是死在国外咋办。我说，我倒是真的可以好好想想。

我没有出现幻觉，就只是胡思乱想。在某个凌晨醒来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死了，被发现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也许是连续不上课后，老师发来警告邮件仍然被我置之不理，之后怒气冲冲去教务投诉，然后教务老师联系不到我，大概在一个月后来踢门；也许是我连续拖欠水电房租，被中介警告说“您已经因逾期被罚款500欧”、“很遗憾您已经被罚款1000欧”、“经多次催促，我们仍未能收到您应缴付的租金，根据合约，您的租赁合同已经被强行终止”，随后来踢门；也许是气温升高后，味道已经影响到了隔壁的情侣，他们怒吼着踢我的房门，用我听不懂的希腊语斥责我不讲卫生，几天后发现全无效果被迫报警。

我的信用卡每个月还有几项自动扣款，视频、云盘、慈善捐款，账单会被自动转账结清。如果这些企业和机构没有早点倒闭的话，多年后我的余额会被逐渐耗尽，之后信用卡开始被计算利息、滞纳金，留下一个恶劣透顶的信用报告，最后被银行强制停用并威胁起诉。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没办法把传票送达，这真糟糕。

我又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5

3月11日早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在群山之间奔跑，但被一根绳子拉着。我气喘吁吁，醒来发现睡衣扣子拧巴到了后背。

咳嗽似乎比昨日略有加重，而且还伴随着胸腔的疼痛。我拿起手机，搜索“新冠、咳嗽、胸痛”等关键词。一则贴士说，如果伴有胸痛就应该立刻去医院；另一则贴士说，如果出现胸痛，不一定要立刻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果然凡事都有两面性。

另一篇标题耸人，说如果感染了新冠，最好不要轻易服用这些药物，否则……我赶忙点开，里面介绍了一些常用的消炎药。我看到一个药物的名字，恰好是老师介绍给我的，这让我很放心。

这篇文章还附带了一个扩展链接，介绍了血氧仪的使用。我点开看了一下，感觉很有道理。文章描述了血氧低的几个症状，比如头晕、饥饿感、行为不协调等，这些我好像都经历过。

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一直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从没有积极应对，发病三天才第一次测体温，全凭侥幸。我此刻感到了一点心理压力；如果说在我确诊期间全无压力，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恰逢国内防疫压力骤增之时，而朋友的关心更令我感到需要认真对待这事。

发病的前几天，我每天早晚各冲一片泡腾片，一共花费2.8欧元。一个朋友说我太草率了，“这是新冠，你不能就这样对付过去”。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我也不知道怎样做才算重视。

我赶紧起床，吃了两颗费列罗巧克力，接着下楼去买了一个血氧仪，30欧元。我需要确认一下，之前走路感觉有点飘，到底是因为没吃饭，还是血氧低。我本来想买那个40欧元的，药剂师劝阻了我，说这没必要。我于是又在她这里买了一盒止痛药和一盒泡腾片，又花费了5.3欧元。刷卡之后，我感觉踏实多了。

血氧测量结果是97%，正常范围，我长舒了一口气。我不知道我长舒一口气的科学依据是什么，但的确感到轻松多了。为了让它物有所值，我每天都会测两次，到现在我看到它时，还会拿出来夹一下手指。只要看到正常阈值内的数字，我就很高兴。

事实上，周日（3月6日）晚上开始到周二（8日）下午这一段时间状况比较差之外，在机构检测的正式报告下达当日，我感觉还好，至少，这个检测是我步行15分钟自行去做的。此后几天，除了嗓子还有点不舒服，我觉得和平时差别已经不大，我又能滔滔不绝地讲话了。

我之前惴惴不安等待的“XX机构”的电话始终没来。按照当地规定，阳性后需要自我隔离5天。这期间，没有“XX机构”搭理我，看来我只是他们确诊统计中的一个数字。每天都有国内知情的几个朋友来询问我的进展，我有点愧疚，感觉给他们添了麻烦。

发病后的第7天是个周日，我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再次进行了自测。样本溶液经过字母T的时候没有停留，划过去了，留下一道红线，阴性。

程序上，我需要做一个正式检测报告来确认这件事，之后才可以返校上课。我停止了冲泡腾片，新买的止痛药一直也没有拆，也许留待下次。

为了增加点仪式感，我打开薄伽丘的《十日谈》——讲述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时一群男女在郊外避疫期间的故事集——翻开第七天的第七个故事。这是一则发生在博洛尼亚的闺中秘事，粗俗又谐趣。我读了两遍。

我出门买了一张彩票，还是没中，跟我病发那天一样，仿佛这一周没有发生过。

九派新闻特约撰稿　顾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