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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舍选集》自序中，老舍先生谈到，“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以对。”

1945年，《骆驼祥子》被美国译者伊·万金翻译成英文出版。为了照顾美国读者的心理，将原本故事的黑暗结局删去，改为了美国式的大团圆。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自己也对原本的故事进行了净化，将结局的第24章全部删去。 

可见，同一时期，不管是国内国外，似乎都认为这个老实“农民工”，被社会彻底改造为“流氓无产者”的故事，太过消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底层打工人依旧能在祥子身上找到自我命运的映射，能从其中寻得个人精神的悲剧共鸣之时，我们才发现也许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并不止于批判万恶的旧社会，并不止于批判落后的国民性。

也许，他想说得更多。

首先，让我们先来快速回顾一下《骆驼祥子》的故事。

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的青年农民“祥子”，十八岁就离开了乡村来到城市讨生活。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活，他几乎全做过了。

在这个过程中，祥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

“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一块活地，宝地。”

为此他省吃俭用了三年攒下一百块钱，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成为了心心念念的“独立劳动者”。

可好景不长，刚过了半年的舒服日子，祥子就被逃兵连人带车一起掳走了。在逃亡的过程中，祥子丢失了自己的爱车，只牵回了三匹骆驼。数年的努力顷刻间化为乌有，空留下个“骆驼祥子”的外号。

此时的祥子并没有灰心，又开始重新攒钱，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促使他，即拒绝了刘四主动借钱给他买车的提议，也拒绝了高妈给他的放贷、储蓄和起会的建议。老实的祥子搞不懂城里人这些来钱的手段，也不想懂。在他看来“好汉不求人”，什么都没有靠自己双手挣来的踏实。

可这一次，还没等他买上车，就又遭遇了孙侦探的诈骗。他以“抓乱党”的名义，将祥子的积蓄敲诈一空。

就在祥子心灰意冷之时，他又遭遇了老板刘四爷的女儿虎妞的骗婚，稀里糊涂地成了“偷娘们儿的人”。

虽然婚后，祥子靠着虎妞的私房钱买了辆“二手车”，但他心里却非常别扭，自己挣扎半生却离勤劳致富，自给自足的人生理想越来越远，成了个吃软饭的“奴隶”。

本想着，就这么得过且过，过完一辈子也不错。可偏巧老天连这点简单的幸福也要夺走，虎妞难产而死。家无余财的祥子只得再次将车卖掉，为虎妞张罗丧事。而后，祥子真正心爱的女人小福子，也因为被父亲卖到妓院，上吊自尽。

生活接二连三的暴击，让祥子蜕变为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

“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

坑蒙拐骗，吸食鸦片，活得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最终性病使祥子迈不开步，无法再如过往一样拉车，只能靠着在红白喜事上给人打杂勉强生存。一个心怀梦想，努力奋进的大好青年，彻底地堕落为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城市边缘的寄生虫。 

当我们提炼一下，老舍先生为祥子安排的三次“磨难”。

败兵的掠夺所代表的“社会大环境的动荡转变”

侦探的诈骗所代表的“外部偶发性的恶性事件”

虎妞的难产所代表的“内部偶发性的疾病灾难”

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现如今依旧是悬在，无地位、无恒产的城市底层打工者头上三柄利剑。

祥子的悲剧看似都是些偶然性事件，但其实偶然中渗透着某种必然。对于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来说，一次突然的疫情、一次突然的大行业调整、一次金融诈骗、一次家人疾病，或是赶巧不巧，出门正好碰上个神经病砍人等等，任何一点意外的变故，都可能让过往生活的全部努力付之东流，造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彻底崩溃。

祥子们看似和其他人一样，走在一条“努力就能得回报”的康庄大道上，但实际上，他没有任何抵抗风险的资本和能力。祥子的一句“我招谁惹谁了？”，道尽了这种无力掌控自我命运的无奈和心酸。

《骆驼祥子》最大的悲剧，还并不是在于一个好人被生活逼成了流氓，而是即使祥子没有改变，依旧坚持自我，前面也并没有供他改变自己处境和命运的生路。

小马儿的祖父就是祥子梦想的拉自己车的，可到头来境况悲惨到差点饿死。二强子也是拉自己车的，后来卖了车甚至逼自己女儿下海。社会底层的个体劳动者，也许可以在进入社会初期，凭借一时的高道德或是虚幻梦想，维持一种苦行僧式工作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法继续压抑的个体欲望、身体的衰败、梦想的破灭，都必然会让他再次走入车夫的“辙儿”中，被不可抗拒的生活规律引向堕落。

所以我们会发现，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先生有所不同，老舍先生的小说中，对底层阶级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同情。

的确，这些混迹底层的人如启蒙者们所说，粗鄙、愚昧、残忍、毫无自制力，可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这些人在成为简单劳动力前，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但祥子们的这些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很显然无法得到尊重和满足。

这些孤身一人来到城市的没有家的人，在精神上需要得到安慰或者宣泄时候，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通过一种畸形、廉价的方式。把手伸向更弱者寻求满足。

老舍先生并没有一味站在道德制高点对这些人进行批判，而是着力描写在病态城市无处不在的引诱面前，这些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希望的下层青年他们内心的纠葛、他们的自尊和追求，是如何在被一点点消磨的。

就像现在人人都大谈低俗短视频的危害，大谈“娱乐至死”“奶头乐”。但一聊到如果消灭了短视频，这部分空缺出来的底层劳动者们的娱乐需求，该由什么来填补时，大部分人又闭口不言了。我们的电影电视剧中连穷人都很少出现了，更不要谈专门去为他们打造产品了。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

他们对于政治的曲解和无知，对传统的蔑视，对爱情的践踏，对同阶级的内卷和倾轧等等种种问题，皆根植于他们所生存的庞杂的阶级环境中。在这里崇高与卑鄙、侠义与吝啬、真善美与假恶丑等落差巨大的现实图景彼此纠缠不清，单靠个人力量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钱理群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深刻指出了《骆驼祥子》价值不仅仅在于让人们认识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更在于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一个破了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以及这一过程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

骆驼祥子好就好在结尾的破罐破摔，祥子被物欲横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为了那城市丑恶风景的一部分。

不过老舍先生的同情并不意味着他的认同和接受，当祥子彻底蜕变为现代犬儒主义者时，老舍先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自我对这种从头到脚浸泡在金钱里的利己主义的批判。

伟大的作品常看常新。

虽然老舍先生在写作之时后现代主义还没有盛行，但他所创作的“祥子”堕落后的所思所想，却和后现代社会里的犬儒主义不谋而合。

“现代犬儒主义”听这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但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就可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犬儒主义者。

简单来说，现代犬儒主义者最典型特征就是“阴阳怪气”。他们即愤世嫉俗，又玩世不恭，一个人对现实社会的问题保留着部分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个人在社会面前无能为力，就放弃了反抗和斗争，将不满转变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转变为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一种不反抗的迎合。

用齐泽克的话说，“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就如同小说结尾的祥子一样，对正统价值观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怀疑，这种怀疑又导致了行为上的信仰缺失、政治冷漠、及时行乐、和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

但是由于他无法摆脱现代社会的物欲诱惑以及对消费主义的追求，又导致他“说一套做一套”，积极拥抱自己嘲讽的东西，这种言行不一致进一步消解了犬儒主义对现实社会的反抗，转变为一种嬉皮士式的认同和接受，行为上甚至表现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彻底堕落。

““越闲越懒，无事可做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丁点好处没有？’这句后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而这种自我滑落在二十世纪末期。正演变成一场全人类的精神危机。

当现代犬儒主义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时，人们会倾向于从个人利益出现阐述和解释一切。

例如当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大谈爱国、牺牲、革命之时，犬儒主义者会立马站出来指责他正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好处。这样一来，任何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团结和解放都将无从谈起。所有那些过去人类所赞许的品格都在飞速向鸡汤滑落，金钱成了新的普世价值，每个人成了祥子那样的“个人主义的陌路鬼”。

所以故事的结尾，老舍并没有安排祥子投身革命，而是为了钱出卖了革命者阮明。

“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的一切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说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享受也十分可羡慕——我要有更多的钱，我也会快乐几天！跟姓阮的一样！他把阮明卖了六十块钱，阮明要的是群众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像阮明那样的享受。阮明的血洒在紧贴上，祥子把钞票塞在了腰间。”

祥子们不再相信任何“正直、诚实、道理和真理”，高调宣称自己活明白了、活通透了、否定理想、否定信仰、否定追求、否定意义，并把所有的至高形象都拉下神坛。

他们倾向于把一切都解释为“谎言”，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堕落行为。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体理性，尽可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来为自己的庸俗行为进行辩护。

“这是人类的堕落，一种思想和理性的堕落。”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骆驼祥子》在最初翻译到海外时，译者觉得这个结局过于黑暗了把它改成了大团圆。1951年《骆驼祥子》被收入《老舍选集》时，老舍自己也觉得结尾没有为“劳动者找到光明的出路”而删去了。

可见在当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还无法完全接受这种情节。

问题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祥子们在物质和精神上虽然十分痛苦，个人奋斗也走不通，但他们还不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一群人。

犬儒主义和商品拜物教还未成为主流，投身社会革命，从社会的阶级解放中，实现个人翻身的出路还是许多人的共识。

而当时代变迁，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堂而皇之出现在主流文化中，甚至被标榜为一种新风尚时候，曾经被删减的内容，重新得到人们重视，也就完全说的通了。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大多数的作家还在翘首期盼现代文明降临拯救中华大地之时，老舍的眼睛已经开始紧盯现代文明精神病源。

我们喝着可乐，逛着淘宝，轻松惬意地在网络上和人讨论着“资本对人的异化”，然后转头点个外卖，好让自己不至于饿着肚子背诵马原，完全无视我们的这种批判也成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无害调剂”。

从这个角度去说，人人都讨厌祥子，但人人又都是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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