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我更多地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理解我们的时代。”

壬寅虎年，甲辰月戊戌日。许倬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家中接受《新周刊》的视频访问。未时过半，他在病房兼卧室旁的电脑桌前，架上一双拐杖、调整坐姿。

随后，他熟练地驾驶轮椅，到客厅长条形的大桌旁，面对手机继续回答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前，他家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十几人的朋友聚会，围绕在这个大桌子旁听他讲课。

三年前开始，一切全变了。许倬云先是摔过几次跤，之后便彻底无法行走；接踵而至的身体疼痛，让许倬云彻夜难眠，即便最大剂量的止疼药都无法起效——好在后来，儿媳妇取得针灸师执照，给他治疗了三次，居然恢复了。许倬云的生活，这才重新安顿下来。

2021年年底，在中国大陆为其服务多年的助理冯俊文，应邀来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们开始继续《万古江河》“续编”的写作——这是许倬云藏在心里多年的心愿，也是对自己、对故人，对其安身立命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交代。在此期间，他神经紧张，很担心这本书写不完。月初完稿以后，他整个人都明显可见地放松、开心起来，但很快又开始认真地斟酌“致谢名单”——“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本专著了。”

先天不良于行的历史学家许倬云，今年92岁。他直到6岁都不能动，8岁时才提着两张竹凳前后挪动，渐渐学会走路。“我从小就学会忍耐，在哪个角落都能随遇而安。有时在椅子里坐上一个小时，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再把我抱到别的地方。”

凡事能忍耐，遇事有静气。对于一个读书人，这是把事情做好的前提。

许倬云说：“我从自己的残疾得到一则经验：我知道凡事不能松一口劲，一旦松了劲，一切过去的努力都将成为白废。”

正因为这种“不松劲”的精神的支撑，他以残缺之身，取得惊人成就——因为身体残疾，他没有机会上小学、初中，16岁直接上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中，19岁以第二名考入台大外文系。在胡适的帮助下，他得以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

32岁获得博士学位时，他放弃了芝加哥大学等5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到台湾任教。

35岁时，年轻的许倬云成为台大历史系主任。40岁时，他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退休，其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杜克大学等多所学校的客座教授，并参与筹建蒋经国基金会等学术文化机构，为台湾的民主化建言献策、撰写评论长达40年。

74岁时，许倬云获得美国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他在90岁时，获得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

1930年7月，许倬云出生于厦门鼓浪屿。4岁时，他的父亲由厦门海关监督转任湖北荆沙关监督，他跟随父亲，开始了一生的颠沛流离。三年后，抗日战争开始，他全家随着战线推移，在川鄂交界处不停迁徙。

在少年许倬云的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的是战争的阴影。

五六岁时，死亡的烙印、苦难的忧虑就开始融入他的血液。他向来能看得出，老百姓（包括他自己）面临什么样的恐惧、什么样的忧愁。

在漫长的童年时光中，他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只能在家里自己读。

所以，他不只念书本上的知识，还常常用眼观察、用心感受。

他高中时读了两年半的无锡辅仁中学——“以友辅仁”，这所学校百年间出了12名院士。“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学校很不一样，是启发式的。”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许倬云认同的价值取向：“无锡人不在乎干任何高高低低的工作，读书是本分，干活也是本分。养活你自己是一个人该做的事。”

回忆起抗战八年，许倬云说：“除了最后一年在重庆安顿以外，（另外七年）都是跑来跑去，因此，我幸运地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单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一个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1948年年底，距离许倬云高中毕业还有半年时，局势变得动荡。他的父亲此前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已退休。最终，父亲带着全家人离开无锡老家，分批搭乘轮船去了台湾。

如果他搭了早一班的船——就是那艘永远沉没了的“太平轮”号，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许倬云。

“所以，我看到人生实苦，看见离乱之世。”

在台大，他最初读的是外语系，在傅斯年的建议下才转到外文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大陆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的大教授集中在这里任教。

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任上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学生很少，好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

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类，比如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那些老先生有很大关系。”

在台大，许倬云的考古学是跟李济先生学的，他又跟李宗侗先生学习古代社会，他的甲骨文知识则得自董作宾先生的教诲……当时师生间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随时到研究室请教。

因为许倬云走路不方便，李宗侗就找了个三轮车把他推到家里，师生俩一起看书。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到门口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在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机缘吧。”

许倬云接受的学校教育前半段在中国台湾，后半段在美国。许倬云的生活看上去流离失所，但也正因此，他才有机会“细细地”看出各个地方的一些问题。

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住在神学院宿舍，他第一次读到了加缪：“当西西弗斯再度站起举步向山下走去时，他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阅读，竟解决了我心理上的矛盾。”

几十年过去，面对无数坎坷，许倬云选择了直面人生，勇猛精进。

在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登顶后巨石滚下，他再继续往上推，永不止息。日复一日将学问的巨石推到山顶，对许倬云而言需要比许多人付出更多气力。他相信，生而为人，无论遭遇巨石前进或下坠，都一样珍贵。

许倬云的学术历程，与其个人生命相互印证，也像极了西西弗斯的故事—— 一定要把那块巨石推上去。经历过人生百态，他总结道：“我一辈子没有觉得哪个地方可以真正给我们安定，哪一天会真正给我们安定。无论何种情形，我的脑子可以不停顿，我的心可以不停顿。”

2020年年初至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世界普遍陷入恐慌和对未来的茫然无措之中。许倬云忧思于当今世界的疫情，混乱的美国社会、政治，技术与伦理的冲突，以及疫情蔓延下混乱的世道人心，他借中世纪薄伽丘《十日谈》的书名，进行了为期十次、历时两个多月的系列在线讲座。他讨论的问题涉及疫情、中美关系、美国内部问题、全球化、科技与哲学等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参与提问者有院士、学者、科学家等数十人。

他在《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中说：“我盼望，我在世间走了这么一遭，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些话，使大家心里激动一点，本来平静无波的心里可以起个涟漪。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推动大家不断地一天比一天进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超是许倬云的朋友，他说：“先生对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学家去研究对象、一个考古学家去勘探文物的感觉，他是真真切切地去关心历史和历史背后或者历史中的这些人。人，是他最关注的。”

许倬云现在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客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

退休以后，他开始有更多时间来践行多年来藏在心底的夙愿：为普通老百姓写作。其代表作《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万古江河》《许倬云说美国》，每一本都引起轰动，长销不衰。

当下，许倬云认为，安顿自己是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暴发，就不会有“十日谈”这个系列的课程和《许倬云十日谈》这本书。

“说实话，我这一生的日子都不好过。我天生残缺，到老已经病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往里走’，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也曾经感到活着没有意义，但是周围还有爱我的人、我爱的人。世界上还有如此多无辜受苦的人，我都怜惜他们。

单就身体而言，我的状态不如任何人。

哪天走了，也就是走了一个残缺者而已。但我内在的部分，和天地、宇宙是共通的。

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哀怜，为这个世界痛苦，为他人的不幸半夜流泪。但我也为世间人性的光辉，欢喜且心存希望。”

谈到对未来的期许，许倬云诚恳地说：“作为中国人，我对中国怎么会没有盼望呢？

第一，我盼望老百姓日子过得下去，我们终于与两百年的饥饿、贫穷告别，但是我们没必要奢侈浪费。第二，过日子不仅仅是吃饱而已，也要心中舒畅。

给人一个舒畅的日子，比给人豪华、奢侈的环境更要紧。怎么能给人舒畅的日子呢？很多事情，不要一个规模这么大的国家一竿子到底，要容许各个地区做一点不同的选择，甚至每个人有一点选择，这才是真正叫人日子过得舒畅。”

（感谢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冯俊文先生对本文写作提供帮助）

作者 | 徐永 范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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