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最近，现金贷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承受重压。4月10日，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剑指现金贷业务，使之成为众矢之的。主流媒体和舆论一边倒地对其批判，其主要理由集中在：现金贷利率过高，为变相高利贷。这种以利率高为否定现金贷的理由，细究下实则站不住脚。

我们能容忍甚至感谢千倍暴利的手机充电桩，为什么不能接受利率看起来高而利息却不高的现金贷呢？

在笔者调研中发现，很多现金贷企业由于市场竞争，监管和舆论原因，他们一般以低于单笔平衡年化利率来设定贷款利率，因此借款人的首次现金贷往往是企业亏钱在做，只有借款人重复贷款到一定次数，他们才真正盈利。因此现金贷企业普遍把发展现有客户作为重中之重。

现金贷在短短几年高速发展，很多不良企业大举进入该领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出现了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规范。笔者认为问题在于贷前和贷后：贷前信息不透明，用欺骗营销诱导贷款者；贷后出现坏账，激进式利滚利，窃取用户个人隐私，非法甚至暴力催收，这些都亟待监管。

而对于贷款过程中的利率，监管不应该一刀切，更不应该限定最高利率，对高利率只能疏不能堵。由于行业特性风险高，产品特性成本高，现金贷的利率不得不高。很多专家并不同意，称蚂蚁金服和京东金融的现金贷产品利率只有在18-25%。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企业和服务对象不同，这些有电商基因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自身规模大，服务的是平台上有购买历史的优质客户，在资金、获客、征信、坏账控制和运营方面能极大发挥自身特点从而降低成本。客户不是傻瓜，如果能轻松借到利率20%的贷款，谁会去借100%利率的贷款呢？电商出生的互联网公司和现金贷公司，本身实力差距巨大，服务的是截然不同的客户群，无法作为参照。

各地监管目前倾向于设定36%年化综合利率作为现金贷的利率上限，表面上是保护消费者，却事与愿违。即使在美国金融服务健全，资金成本较低的金融环境下，薪金贷都已经存在20年，而且年化利率都达到300%左右。这样不考虑实际情况，强行行政干涉的后果，必然逼迫目前现金贷企业退出低收入客户市场，或者进入中间客户市场重新做回原来P2P，或者沉入地下成为民间高利贷，彻底消失在监管的雷达里。而低收入者的金融需求依然还在，有需求的民众不得不转向民间高利贷。这以普惠金融背道而驰。

监管者对高利率并不是毫无办法，相反监管能发挥主导作用帮助业者降低利率。业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借款者多头贷款，造成坏账率居高不下，监管如能够牵头发起行业协会，或者让现金贷业者接入征信机构，这样就能防止多头借贷，降低坏账成本，同时能减少业者的征信成本，双管齐下降低借款利率。其次，监管应该鼓励更多优质公司涉足现金贷，增加行业竞争。致力于推动普惠金融的国际扶贫协商组织CGAP在2008年年报提出：“最有效的降低小微金融利率的机制是竞争……在很多充分竞争的市场，随着效率提升，小微金融利率随之下降”。竞争能使风控不佳，成本过高的企业，因为利率太高而逐渐被淘汰出市场。

如今金融监管整体趋严，但是加强监管和支持创新是可以共存的。加强监管也不能成为普惠金融倒退的理由。设定利率上限一刀切的监管方式，虽然看似简单直接。在监管者眼里，高利率不存在了。但实际上群众被迫把需求转入地下，真正失去了正规金融服务的权益。

《人民的名义》里达康书记在为金山县修路，出了人命，他顶住压力，坚持把路修完，造福了整县，老百姓都感激他。区书记孙连城，懒政不作为，只求自己不出事，却害苦了当地老百姓，被人痛骂。监管在出台对现金贷相关规定的时候，应该多想想政策出台所引发的真正后果，特别是应当多听听底层低收入人民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最微弱，且最不容易被听到。

以高利率否定现金贷，最后的结局则是：民众，现金贷和监管三方都是输家，而高利贷者会破天荒地为监管这一举措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