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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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美国学者阿瑟·丹托以“艺术的终结”为题撰写论文，阐发其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艺术状况的看法；随后，贝里尔·朗将该文作为主题文章编辑在《艺术之死》中，这个骇人听闻的标题当时引起西方知识界一片哗然，西方学者从多个角度讨论了艺术终结的可能含义和边界。20世纪末，“艺术的终结”这一命题被引入中国。20余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通过引介、移植和拓展等多方位的开掘，赋予了该命题独特的本土意义和价值，它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完成了本土转换。

《艺术的终结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张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通过对艺术的终结诸多知识谱系进行爬梳，为该命题讨论走向深处，进而为推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知识谱系

梳理艺术的终结在中国理论“旅行”的知识谱系，讨论其对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贡献之前，首先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回到这一命题的原点，弄清楚其基本内涵。通过爬梳学术文献，作者把艺术的终结在西方的基本内涵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种内涵是指艺术的“死亡”“消亡”，代表人物是贝里尔·朗，其编著的有关艺术的终结的论文集，直接以《艺术之死》命名。第二种内涵是指艺术的“衰落”，即某种艺术样式的繁荣只能存在于历史的某个阶段，当历史行进到下一阶段时，旧的艺术形式走向衰落，新的艺术样式开始繁荣，代表人物是马克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希腊神话只能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始社会。第三种内涵是指一种艺术观念不再适应艺术实践的发展，或者说某些艺术观念逐渐被抛弃，代表人物是韦兹等分析美学家。在他们看来，艺术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由于对新的艺术实践不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被抛弃，从而带来这些既有艺术观念的终结。

除了以上三种基本内涵，艺术的终结在西方的第四种用法是艺术的哲学化，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和丹托。他们均把艺术的本质看作哲学，认为艺术的发展历程就是对自身本质的寻找。当艺术意识到自己的哲学本质时，其历史使命完成并走向终结。艺术的终结在西方的第五种用法是指日常生活审美化，代表人物是鲍德里亚、韦尔施等人。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理解存在差异：鲍德里亚等人主张从日常生活向艺术审美生成，带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倾向；韦尔施等人则主张从审美和艺术向生活延伸，带来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趋势。

本土转化

艺术的终结这一命题刚刚引入中国时，并未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对其关注始于《文学批评》2001年第1期刊发的由美国学者米勒撰写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世纪之交，大众文化勃兴、文化研究兴起。中国学术界迅速作出回应，发表了许多相关论著。与西方学者侧重对艺术的终结的可能含义和边界进行多方位阐释不同，中国学者对这一命题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艺术出现危机的分析和评判；二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当时遭遇到的相近文化境遇作出判断；三是从比较视野出发，强调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否定艺术的终结命题在中国发生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艺术的终结在中国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首先，西方艺术的终结命题发展路径是先在理论领域出现，之后才在实践领域出现；中国则相反，由实践及理论。其次，由于这一命题的哲学谱系与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话语结合不紧密，人们关注甚少，中国学者关注艺术的终结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文学与都市文化生活领域。再次，西方讨论这一命题语境的中心是新媒介技术对艺术的影响，而中国学者转移了西方语境的中心，主要讨论大众文化对艺术的影响，实现了对本土知识生产的观照。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并未盲从西方学者的论断，而是秉承对话精神，在比较视野下为中国艺术走出终结的困境寻找出路。

艺术的终结这个理论命题在中国已经“旅行”了20余年，它以一种复合的姿态走进中国学者的视野，与中国文化和文学实践相结合，完成了本土转换。那么，经历了艺术的终结诸种理论洗礼的中国文艺理论，该走向何方呢？该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认为，首先，要超越市场与文艺、文艺自律与他律二元对立的思维；其次，中国文艺理论界应整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有效结合，使文艺理论真正介入社会，发挥其应有效能。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