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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建议，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推出“湾区人才计划”，在个税方面实行一些补贴，让港澳的高端人才在大湾区范围内工作、生活都视同于在港澳工作、生活，不像现在很多高端人才回到内地工作要数着日子，一年不能超过180天，否则就按内地的税率来纳税。“这对我们吸引高端人才来说是非常不便的，我希望这里能有一些措施来改善。”

粤港澳湾区高端人才遭遇的个人所得税“痛点”，也是影响跨国公司在大中华区人力资源布局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营和业务重心变化，跨国公司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内地城市设立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的需求上升，但这类核心部门员工收入高，香港与内地个税税率差近30个百分点，犹如竖着一面30米高的“个税墙”，阻滞港澳高端人才到内地工作和生活。同样的收入，简略免税额、扣除项目做比较，若每年在香港缴纳15万港币个税（薪俸税），在内地可能需缴个税45万元人民币。

粤港澳人才流动受阻“个税墙”

内地个税实行分类征收，将所得分为11类，其中工薪所得个税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3%至45%。和内地不同，香港的个人所得税名为薪俸税，有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是标准税率法，总收入扣除费用后按15%的标准税率征收，这种方式一般为高收入者采用；另一种是超额累进税率法，用总收入扣除费用后按2%-17%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低收入者采用这种方式纳税额较低。两种方式中，纳税人可选择纳税额较低的方式。

除了最高边际税率差很高（内地45%对香港的15%或17%），税率级距差异也很大，香港的税率级距宽，等距按不同税率征收，应纳税所得第一个4万港币按2%税率、第二个4万港币按7%税率征、第三个4万港币按12%税率，剩余部分全部按17%税率征收税款。

内地工薪个税是3%-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前四级级距很窄，随应纳税额增加，税率陡峭上升，快速落入高税率适用区间。应纳税额从1500元至9000元人民币的极窄区间，密集设置了3%、10%、20%、25%四档税率，应纳税额3.5万元进入30%税率档、5.5万元进入35%税率档、8万元进入45%税率档。

对比内地、香港个税税率级距，应纳税所得额3.5万元人民（4万港币）以下，内地个税按3%-25%税率分四级征税，香港按2%税率征税；3.5万-7万元人民币（4-8万港币）区间，内地按30%和35%税率分两级征税，香港按7%税率征税；7万-10.5万元人民币（8-12万港币）区间，内地按35%和45%税率分两级征税，香港按12%税率征税；10.5万元人民币（12万港币）以上，内地按45%税率征税，香港按17%税率征税。

对超额累进各档税率加权平均，可大致测算出内地个税至少比香港高三倍。如果考虑免税额和扣除项目，两地个税的差额更大，香港的免税额和扣除远高于内地。内地工薪个税有3500元人民币免征额，扣除项目有“五险一金”、7月1日后每月可扣除200元商业健康保险；香港个税也有免税额，按个人、已婚、子女、供养、单亲、伤残等设置了不同额度，比如个人免税额每年12万港币、每名子女免税额10万港币（情况不同），扣除项目包括个人进修、长者照顾、居所贷款利息、退休计划强制支出、捐款等。

“很多高端人才回到内地工作要数着日子，一年不能超过180天，否则就按内地的税率来纳税”，马化腾描述的情形，指港澳等境外个人在内地居住超过183天，就要申报缴纳个税。这不仅困扰众多粤港澳湾区高端人才，众多受雇地在香港的跨国公司员工，工作业务主要在北京和上海等内地城市，完成工作任务立即返回，原因很简单——翻越30个百分点落差的“个税墙”。

“对劳动重税、对财产轻税”恶化收入分配

显然，工薪个税过高的边际税率，降低了税收遵从度，扭曲了企业资源配置，降低了市场经济运行效率。2011年第六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政府、企业、学界众多人士建议取消个税40%、45%两档税率，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35%。但决策层最终以“调节高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由，不但保留了45%的最高边际税率，反而将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从10万降至8万元，工薪高收入个税税负不降反升。

上届政府在任期结束前一个月，出台数度延迟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期间坚持保留个税45%最高边际税率，彰显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决心，并安抚社会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情绪。虽然对财产征税更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但房地产税“空转”十年、最终无果。

对工薪高收入者征高税率，容易获得社会大众和舆情认同。但工薪所得是否扩大了社会收入差距？富人财富有多少源于工薪收入？实际情况是，工薪所得不但没有扩大收入差距，反而是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源泉，富人阶层并非依靠工薪积累财富。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除了市场竞争，更多源于公权力寻租、国有经济内部人攫取、行政性垄断、监管套利、内幕交易等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这类隐性收入游离于个税征管范围之外，即便将工薪个税税率提高至100%，对缩小收入差距也无济于事。

对劳动所得重税、对财产和资本所得轻税，个税收入结构这一内部特点，也是劳动过剩、资本短缺的印证。现行个税所得分11类，其中工薪所得个税占个税总收入的比重为65%，将工薪、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经营、劳务报酬、稿酬所得等劳动性所得个税加总，占个税的比重为77%，财产和资本所得个税占比仅为20%。

政府及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税收收入结构需要调整，即降低流转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很多人以此为据，反对降低工薪所得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反对提高工薪所得个税“起征点”（免征额）。这一观点存在两个谬误，第一个谬误是把工薪个税等同于个税。不是设法提高占比仅20%的财产和资本所得个税，而是继续提高占比已近八成的劳动所得个税。

第二个谬误是把提高直接税比重等同于提高个税比重。每次社会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免征额）时，财税部门以个税占总税收比重过低为由消极应对。近年来个税占总税收比重在6%-8%之间，中国的税种数量多达18个，比美国的税种多一倍。增值税收入高居首位、占比高达40%以上；个税占比近年来稳居第四位，今年前五个月首次超过消费税升至第三位，“剥了18层皮，还要求每次皮都很厚”，这样的目标难以实现。

区域优惠难行 需全国人大修改个税法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发达经济体全面展开创新竞争，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均降低个税激发创新活力。中国经济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对劳动重税、对财产和资本轻税”形成于要素和投资驱动时期，抑制创新驱动的弊端日益显现。

马化腾提出的“湾区人才计划”，建议对湾区工作生活的港澳高端人才“视同港澳”，在个税方面实行一些补贴。这一设想，难以用既往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模式实现。内地现行个税对港澳等外籍人员有一项特别规定，工薪个税应纳税额在每月3500元免征额基础上，可再扣除1300元附加减除费用。

个人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按立法法的税收法定原则，修改个税法需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按内外税制统一和维护市场统一原则，出台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已发生变化。按财政部的要求，区域发展规划应与税收优惠政策脱钩，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同时，严格禁止各种越权税收减免。

因此，落实“湾区人才计划”的降个税的建议，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修法程序，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个税墙”不仅阻碍粤港澳人才流动，也阻碍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全球范围内，各国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多在30%左右，很多国家已降至20%左右、甚至15%左右的低税率。

创新竞争就是高端人才竞争，中国应启动个税修法程序，取消35%、45%税率档，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30%，并借鉴香港个税的经验，简并个税级次、拉宽级距，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实行3%的低税率，促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前中央和地方按60：40分享个税收入，全国人大可立法授权地方，允许40%个税用于人才激励计划。个税30%税率经免征、返还或补贴40%后，实际最高税率可降至18%，贴近香港15%、17%的税率档，粤港澳30个百分点的“个税墙”便可拆解。在湾区工作的港澳人，也无需再计数183天的个税征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