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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刑惩治贪官污吏是宋朝法制的传统。南宋初年，虽然政局动荡、战乱不断，但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作为整顿吏治、稳定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宋高宗赵构登基即位不久的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时任御史中丞的许景衡就向他提出十条建议，指出了“奸赃未逐而贪墨滋多”等问题，宋高宗感叹道：“真今日之急务。”并于次年二月下诏：“自今犯枉法自盗赃抵死者，籍其赀。”而上级官员对下级失察、以及监司（转运司、提刑司等）对州县官吏失察的，“并科违制之罪”，而且不得因离职而免责。

由于宋朝自建立以来就确立了优待官员士大夫的原则，因此对官吏犯赃罪的处罚虽严，但很少真正适用死刑，往往是以贬官流放来代替，连刺配之刑也很少用。这固然是顾及了官吏的“体面”，但也使得惩治贪官的威慑力大打折扣。因此，在政局刚刚稳定下来的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兵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汪藻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建议“姑择其一二大者真决黥配，以戒其余”。宋高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针对“三省、枢密院、六曹、百司人吏，自军兴以来，全无忌惮，请托受赇，弊端不可概举”的现状，于同年八月下令：“自今官吏犯赃，虽未加诛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贷也。”

当时影响最大的一起案件，就是发生在绍兴三年（1133年）七月的广州通判韩僖贪赃案。案发后，广东提刑司对韩僖进行了审讯，韩僖的儿子韩惇胄派人到京城临安，控告转运司判官章杰与韩僖有深仇，借此公报私仇，请求将此案移司别勘。宋高宗命江西提刑使丁彬委派南安军通判时益去审理此案。由于韩僖与宰相吕颐浩的儿子吕抗关系很好，吕颐浩自然袒护韩僖，因此时益反过来弹劾章杰，而章杰则指责时益“观望用情”。于是又命丁彬另派官员，并要求“毋得观望，徇情灭裂”。丁彬又派虔州通判周文虎去审理，并指示他对韩僖从轻发落。但周文虎是个“有守之士”，不愿徇情枉法，结果怏怏成疾，半道而亡。而朝廷官员对此案也纷纷上书，认为“贪赃之吏相习成风，害政残民，盖非一日”，要求严查。恰巧此时吕颐浩被罢免了宰相职务，于是御史台官员又提出要彻查此案。最终丁彬被免去了提刑使之职，时益被罢官，而韩僖也死于狱中。

从这一案件的处理来看，尽管韩僖有当朝宰相替他帮忙，但并未能阻止对他的处理。由此也可见对贪官赃吏处理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当时对贪官赃吏如何处理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要不要适用死刑，二是是否实行黥面刺配。关于要不要适用死刑，绍兴元年（1131年）就有官员上书，“请赃吏当死者勿贷”，但宋高宗认为：“朕本心欲专尚德化，顾赃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岂忍遽置搢绅于死地，如前诏杖遣足矣。”而对于是否要真的实行黥面刺配，在实践中也产生分歧。

如前所述，建炎四年（1130年）汪藻提出的对贪官“姑择其一二大者真决黥配，以戒其余”的建议被宋高宗采纳，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又大打折扣。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潭州通判张掞“下吏计赃抵死”，但因为他是孟太后的亲戚，因而免编配，送韶州收管；东流县知县王鲔坐赃抵死，除名编管新州，“自是赃吏罕复黥配矣”。同年十一月，又令相关部门对此进行讨论，对“所劾赃吏，择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决之”，施以黥面刺配之刑。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原华亭县知县吕应问与原贵池县丞黄大本贪赃先后案发，吕应问“贷死除名，化州编管”；黄大本“贷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之后几起贪赃案也都适用了黥面刺配之刑。但两年后的绍兴六年（1136年），权中书舍人吕本中上书认为，“近岁官吏犯赃，多抵黥罪”，不仅有损士大夫的颜面，而且阻断了他们悔过自新之路，而且这一做法一旦扩大化，“臣恐后世不幸，奸臣弄权，必且借之以及无罪直言”，请求停止对贪官适用黥面刺配。次年中书省也建言，认为这是特别处理手段，不能“引为常例”，于是宋高宗下诏对此类案件“申朝廷酌情断遣，自是赃吏不复黥配矣”。

然而，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当政后，严刑惩治贪官的制度也遭到废弛，不仅贪官横行，而且惩治贪官也成为打击政敌的手段。建康知府王循友曾经处罚过秦桧的族人，秦桧对此怀恨在心，指使大理寺以“盗取官钱，受所部乞取金银”等罪名，判他免死送藤州安置，家人也连带受到处罚。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秦桧死后不久，新任监察御史何溥在觐见宋高宗时，直言“州县之间，贪吏为虐，搏噬良民，甚于豺虎。监司不问，郡守不诃，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饵”。为此，宋高宗开始“拨乱反正”，一大批贪官遭到了处罚，特别是那些投靠秦桧、倚仗权势的官员都受到了严惩。就在秦桧死后的次年，即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就多次下诏，称“赃罪害及众，不可不治”，并说“赃吏最为民害，今后须尽追赃物，不然自谓虽得罪，犹不失为富人，无所惮也”，由此确立了对贪官追赃的制度。此外，还专门要求“有司检坐祖宗朝行遣赃吏条法，下诸路先行戒谕，使之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