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文章

在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银行理财市场呈现产品发行数量减少、收益率反弹的现象。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今年4月444家银行共发行了8738款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发行银行数比上期减少4家，产品发行量减少1091款。

具体来看，今年4月各类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均有减少。其中，城商行4月新发理财产品数量为3091款，较3月减少438款，成为发行新理财产品数量减少最多的银行主体。其次，国有银行、农村金融机构4月新发行理财产品数量较3月分别减少258款、275款。股份制银行、外资行新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分别减少88款和32款。

并且4月下旬以来，市场资金面持续紧张，银行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而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的银行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率上行，收益率增幅再度扩大，平均收益已达到今年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净值型产品期间收益率最高的产品为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境外宝-金砖四国股票基金”，期间收益率为49.61%。

事实上，在3月中旬至4月上旬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监管层针对商业银行委外投资连出重拳。在一季度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出多达363张罚单，4月以来银监会再度将针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大幅度升级。有关商业银行委外投资、违规加杠杆等方面，成为新一轮监管重点。

当下，中国的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从金融监管视角看，金融脱媒仍然在不断持续深化，银行业相比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规模增速不断下台阶。而利率市场化同样影响着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他实体经济主体的议价能力，进而直接削弱了盈利能力。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中国银行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反击往往更为无力。从中短周期资金供求视角看，目前经济整体流动性没有收紧，但信用风险不断爆发，资金的供求关系导致好的资产仍然难求，“资产荒”问题仍然突出，对于银行业机构资产管理方面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相比较而言，中小型银行在其中遇到的问题更为严峻，一方面，虽然金融脱媒对于中小银行影响较小，从“量”上看整体资产规模增速仍然较快，但在利率市场化的浪潮中，由于综合金融实力较弱，中小型银行必须给客户提供不输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收益率的产品，才能够留住客户，成本相对刚性，“价”上并不占优。而在监管层面，对于中小银行的监管职责更多落实在属地银监部门身上，而一些区域的银监部门监管思路相对较为保守，也限制了中小银行资产端的收益表现。

相比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在资产管理人才储备和基础设施等方也存在明显劣势，因此选择适合自己的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进行委外投资是一条较为可行的路径，未来中小银行更多需要培养的是整体大类资产配置能力，FoF、MoM类产品可能将是未来中小银行产品条线中的亮点。

金融脱媒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速，中小银行收到冲击较小。

中国和日本、德国等经济体一样，属于“银行主导型”国家，以商业银行为核心支柱的间接融资体系在金融市场占比中最高，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资本市场的欠发达有关。这种对于间接融资体系的高度依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商业银行业提供了发展相当友好的环境，负债端竞争小，以存款总量衡量的“量”的增长速度看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

随着近年来资本市场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官方提出“去杠杆”以来，直接融资比重不断提升，而以余额宝等为代表的新型货币市场工具也开始逐步对现金产生替代作用。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这种金融脱媒的过程直接表现为负债端存款增速的下降，这一增速水平的中枢在2010年左右一直维持在20%左右，而自2014年以来已经逐步下降到10%附近。

中小型商业银行在金融脱媒的过程中受损的程度较轻，主要得益于其低基数，同时，中国的中小银行主要为城商行和农商行，这些银行一般为区域性经营，在当地的政府、企业关系较好，地方保护主义下，往往优质客户流失速度较慢。从中国银监会披露的不同类型银行总资产规模增速上看，截至2017年2月，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总资产规模增速分别为24.1%和15.5%，高于大型国有银行的10.1%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14.6%。每年仍然在高速增长的资产规模必将对其资产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利率市场化中后期，商业银行议价能力继续下行，盈利空间被压缩，而中小银行成本相对刚性，“价”上没有优势。

从“价”的角度考虑，长周期视角看，中国仍然处于利率市场化的中后期，余额宝等货币市场产品已经不断推高银行的负债成本，虽然2014年年底开始的降息周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银行负债端的压力，但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企业的议价能力仍然受到影响。一个最为直接的指标是净息差，即商业银行收益与成本之差，直接表征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从上市银行净息差的数据看，银行的资产端收益率下行地比负债端更快，净息差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继续快速下跌，整体利润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而中小银行在“价”的方面并没有优势。由于中小银行产品条线相对单一，相比国有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中小银行提供产品的收益率往往成为吸引客户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成本相对刚性。从较为市场化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上看，虽然2016年上半年有所下降，但城商行提供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仍然为全行业最高。总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伴随着的是负债成本的居高不下。

信用风险不断爆发下的 “优质资产荒”仍然在困扰着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资产管理行业。

近期市场不断爆发信用风险事件，且逐步有向区域性风险演变的趋势。东北的辉山乳业资金链断裂之后市场开始又一次关注东北的板块性信用风险，同时东北特钢出现债券违约，沈阳机床等企业也被下调信用评级。山东邹平板块同样出现了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齐星集团的债务危机暴露，而由于企业之间的互保关系，包括西王集团、中国宏桥、魏桥纺织在内的一系列上市公司都被市场质疑存在风险。信用风险的不断上升本质上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是真正优质资产的缺失，如果资产管理机构自身风险甄别能力不强，则容易在这一轮信用风险爆发的浪潮中踩雷。

而另一方面，虽然从监管释放出的信号看，货币政策未来放松空间不大，但在外部宏观环境发生大的变化之前，货币的超预期快速收紧也难以看到，整体市场中流动性依然充裕。从供求关系角度出发，寻找优质资产的能力才是未来资产管理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而这正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所缺少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商业银行高度依赖负债端的优势，而资产端的配置能力相对较弱。

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应对金融与利率市场化的反击更为无力，由于“属地监管”特性，中国的中小银行受到的监管相比大银行更为保守，进而影响了整体资产的收益表现。

可以说，监管是影响所有金融机构经营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从长周期视角看，中国的金融市场自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一直采取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虽然近年来以一些金融控股集团为代表，开始了综合金融探索尝试，但整体上看，中国的商业银行并不像美国的商业银行一样，可以参与包括股票债券承销、资产管理等一系列全能银行业务。因此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面对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不利影响时，往往盈利能力更容易受损。对于商业银行体系的严格监管使得银行在资产管理方面更加束手束脚，而委托外部资产管理机构进行投资可以合理规避这一监管，从而提升资产收益率和盈利能力，例如中国的商业银行不允许投资于股票市场，但委外资金可以投资于股市。

而在监管方面，中小银行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虽然中国银监会已经于2015年初设立城市银行监管部，同时又将原先的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更名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分别负责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管。而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共存在城市商业银行133家，农村合作银行71家，农村商业银行859家，农村信用社1373家，银监会仅仅两个部门显然难以应付这为数众多的监管对象。因此整体上看，对于中小银行的监管，主要责任还是落实在地方银监部门身上，例如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监管权和人事权均归当地银监局所有，而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监管权归当地银监局所有，人事权归当地农联社。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部分地区监管相对保守，这对当地中小银行的资产管理形成严重限制，例如一些地区监管指导要求理财资金配置信用债并持有至到期，在杠杆率要求上也更加严格，对于较为复杂的资产类别例如非标资产更是很少涉及。这导致事实上中国的中小银行监管相比大型全国性银行更为保守，也必将直接影响中小银行资产端的整体收益表现。

相比大型银行，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两方面的劣势使得中小银行内部的资产管理能力更弱，进而选择委托投资是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