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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重新定义是监管部门必然的选择
来源:洞察网作者:嵇少峰2017-04-21 17: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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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目标设计的矛盾

一、在我国银行业信贷组织结构落后于民间融资需求的状态下,引导小型、微型的金融组织满足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部分实现矫正失衡的二元制金融体系的目标;中国的银行业为国有金融所主导,部分所谓股东民营化的城商行、农商行管理权基本也为政府所控制,因此这个体系满足国有、政府主导经济体的信贷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服务民营经济就力不从心了。民营为主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短板。

二、对小额贷款公司准入有利于使民间借贷阳光化,防范低效、盲目、欺诈、暴力等民间放贷风险行为的发生,积极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

三、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严格限制机构准入,抑制民间金融资本监管套利,严格审慎监管,控制其经营行为,防范有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即使牺牲信贷效率及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也在所不惜。

四、强调国际惯例的类公益“社会福利主义”色彩,使其作为国家对“三农”、小微救助扶持的社会救助机制的补充。

这四种功能设计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但竟然同时出现在我们各级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里。

如果说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主要出于发挥其“支农、支小”的普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安排是应该放宽其准入条件,设置激励性规则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的参与,增加市场的资金供给,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各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条件上却非常严格审慎,显示其准入管理的目的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安全“严防死守”,强调机构的安全价植。究其原因是宏观政策未能给小贷公司进行准确定位,导致实际工作中无法有效平衡市场发展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尺度,从而导致了监管失能。

从目前《指导意见》及各省金融办对小贷公司的管理办法来看,对小额贷款公司进入市场的指向均试图实现放贷的公益性,即希望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起到对三农、小微的“扶贫”作用,具有“社会福利主义”的色彩。而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出于提高效率、增加收益的实际需要,出现与“社会福利主义”完全背离的态势,这种现象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本身是制度设计与机构属性定义错误的产物。这一设计显然又与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矫正失衡的二元制金融体系的目标不相吻合。监管当局本能地认为,可以通过监管达到既帮助了小微又让商业性信贷机构实现相对不高的良心利润的双重目标,这显然是违背了市场的规律、犯了“幼稚病”。

这四种矛盾诉求又被中央与地方的不平衡监管利益所强化。中央监管主体与地方政府在如何对小贷公司实行监管上存在着明显的风险博弃。从表面看,中央将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权进行了下放,但实际上这也在意味着市场监管风险进行了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当然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去规避监管风险。例如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条件、大幅度提高机构违规成本等,最终出现中央的监管预期与地方监管实效之间的严重背离。

客观地讲,地方政府的上述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分权制度没有建立的前提下,一纸文件就将监管的责任与义务交给了地方政府。出于对金融风险的恐惧感及监管能力、监管权力的缺失,使得省、市金融办对小贷公司的监管层层加码;中央对小额贷款公司性质的错误定义及顶层设计的模糊,又让全国不同省份出现了多重不同的理解,各省份监管政策千差万别。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对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重新定义是迫在眉睫的,也是监管部门必然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按照国际惯例,让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回归真正国际意义的“社会企业”性质,努力实现扶贫救困的目标。从目前中国小贷公司的资本组成看,大约10%-15%左右是央企、国企,80%左右是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主。从机构设立的初衷看,包括国企、央企设立的小贷公司在内,95%以上都是为了盈利或希望成为未来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真正公益性或不以商业利润为主要目标、偏重社会效益的小额信贷机构比例不足5%。如果采取这种监管选择,其结果会让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在数量上急剧减少,最终从近万家退到数百家,从而彻底放弃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实现矫正失衡的二元制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目标。

强迫让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走向“社会福利主义”或让这类机构盈利能力不如民间借贷市场,那么监管引导的结果就是使其产生逆向选择,让民间借贷组织回归原来的“地下”经营状况——不依法纳税,也不接受监管约束。

当下已出现了明显的迹象,大面积的死亡及看不清制度引导的方向,让相当多的小贷公司退出了这个市场或持牌观望、名存实亡。除了市场风险加大、小贷公司经营能力缺失外,监管部门对小贷公司的监管目标定位不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小贷公司逃离监管、重归“地下”,将会对当下极其混乱的民间金融市场火上浇油。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而言,让一部分民间金融的“好孩子”离开政府部门的视野重回地下,显然是不经济、不明智的做法。明确其独立商业组织的法律地位,并强调发挥其对民间借贷的疏导、对失衡信贷市场有效补充的制度功能,才是正确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强加“社会福利主义”公益性贷款义务于小额贷款公司,虽然是出于善意,但终违背资本及机构的本质属性,也与当前的机构现状不符。

第二种选择是,承认中国小额贷款公司与国际上小额贷款公司的本质区别,主动接受历史的误会,放弃对其“社会福利主义”的诉求,认可其营利性、经营性的市场属性,将其视为独立性的市场主体,保护其交易行为不受外界的非合理性或者是非法干预。对应其监管与资本属性,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显然属于国际惯例中的“非吸收存款类放贷机构”(Non-Deposit-Taking-Lenders,简称NDTL)。事实上,中央曾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也基本明确了对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组织性质的倾向性认定。非吸收存款类放贷机构(以下简称NDTL)是指不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的机构(国内也称为非存款类放贷机构)。20世纪以来,非吸存类放贷机构大量涌现,已成为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有效弥补了银行体系的市场空白。由于其不吸收公众存款,金融风险的外部性影响较小,因此所受管制较少,业务也更加灵活,展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各国对非吸存类放贷机构多采取非审慎监管,实行许可制度,到法定机构注册或获得相应许可即可开展相关业务。在中国,NDTL的规模化发展对我国失衡的二元制信贷体系而言更为重要。

两种选择分析下来其实只有一种选择,即认同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NDTL属性,第一种选择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不存在其它居中的选择。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明确监管的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本身的属性是NDTL,不是国际上普遍定义的“microcredit小额贷款”社会企业,即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不是国际上的“小额贷款公司”。我们千万不要再拿国际上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做法作为依据。

由于中国还存在一部分类公益的小额信贷机构,因此监管部门对社会企业性质的小贷公司与商业性质的非存款类放贷机构,要区别对待,设定不同的监管规则。千万不要强求后者承担前者的社会责任与考核目标。与此同时,建议监管部门将前者加上“公益”字样,并给其更多的政策扶持与社会救助。

二、明确发展NDTL对重构我国多元金融体系、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应将其规划为推动地方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千万不要形成防控风险、抑制发展的懒政思想。与其不思进取被动处置社会上频发的民间金融乱象,不如主动设计、引导、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教训“好孩子”、放纵“坏孩子”的事不能屡屡发生。与吸纳民间资本参与银行业或设立民营银行相比,非存款类放贷机构的市场准入对疏导民间借贷更具有替代性与制度优势。民间借贷相比于正规信贷机构而言,具有非常明显的关系型信用基础、灵活的私企契约治理机制以及较低的信息对称成本,在民营企业信贷市场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典型代表的非存款类放款机构,如果在准入条件、监管目标上合理设定,将会发挥出最有效的信贷补充作用。在制度的安排上,应以市场的可持续与健康发展为主导,要符合企业发展需求与市场的运行规律,同时合理限制政府的监管权限,努力降低监管成本。

三、对NDTL的准入管理与打击社会非法放贷人要双管齐下,防止出现制度失灵。

非存款类放贷机构的设立需要经过前置性审查许可与登记注册的程序。为了确保非存款类放贷市场的稳定,防止不具备经营金融业务能力及不良动机的主体进入,监管部门必须对申请者的背景及运营团队进行审慎审查,而不仅仅是一味提升资本金门槛。我国对大量民间理财公司、投资公司等注册法人的放贷行为并未进行限制,这从根本上动摇了NDTL的监管基础。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制定出清晰的NDTL监管规则,省级监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顶层设计的体制缺陷与不足,尽量用区域性制度建设与监管手段予以修正与指导,要有务实与纠偏的意识。制度设计的原则应该是,上位法有则无需加码,上位法无则尽量接近国际惯例、尊重市场规律。对民间金融组织没有获得放贷“牌照”而进行放贷业务的,要在法律层面或行政手段可以实施的最大范围内对其进行限制与打击。在中央未出台具体管理办法的时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否则将成为非存款类放贷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四、中国的法制环境不健全,市场环境不成熟,NDTL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如何监管并引导其健康发展,的确需求政府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监管制度的设计中注重贯彻非审慎原则的同时,要充分引导各级小贷协会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在引导小贷公司规范、健康发展中多做文章。少一些行政命令,多一些行业引领,轻监管、重引导才真正符合中国NDTL机构的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周小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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